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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里的权力需要同时看两个人

一段关系里，自己能影响哪些重要结果，伴侣又能影响哪些？这篇综述分别看两人的关系权力，再讨论关系外的资源、地位与社会观念怎样进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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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里的权力需要同时看两个人

简单总结

一段关系里，自己能影响哪些重要结果，伴侣又能影响哪些？这篇综述分别看两人的关系权力，再讨论关系外的资源、地位与社会观念怎样进入关系。

作者提出的框架是：自己的权力影响怎样表达和争取自己的需要，伴侣的权力影响怎样回应对方的需要。 行为还受到亲密、安全、关照与掌控等动机的影响。同一权力条件下，可能出现不同回应。

原文：Nickola C. Overall、Matthew D. Hammond，2026，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77:393–421；2025年9月3日首次在线。官方正文。下方提供完整主文译文及全部图表信息。

这篇综述怎样组织证据

文章整合亲密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研究，主要讨论近十年的亲密关系证据。它是叙述性整合综述，提出和扩展理论框架，没有将所有研究效应汇成一个数值，也没有提供系统检索的完整纳入流程。148条参考文献包括实验、相关研究、理论与综述。

理解它时，先分开四件事：自己在关系中的影响能力、伴侣在关系中的影响能力、关系外的结构性资源与地位、双方怎样理解这些权力。文章中的“关系权力”主要指一个人感知到自己能够影响重要结果的程度，与想要掌权的欲望需要分开。

三个阅读重点

  • 自身低权力可能限制表达，也可能引出为争取需要而采取的抗争；自身高权力让表达和行动更有余地。具体回应还需要看动机与情境
  • 伴侣高权力可能促使自己顾及对方需要；伴侣低权力可能给忽视与利用留下空间，也可能让自己承担关照和保护。作者没有把这些分支写成每个人都会发生的规则
  • 关系内的权力和关系外的结构权力可以分领域安排。文章用敌意性与善意性性别歧视作例子，讨论观念怎样支持争权、迁就或以一种领域的让步换取另一种领域的保障

与16暗影框架的关系

关系里的权力来自哪里：可以把“谁控制重要结果”问得更具体。双方各自拥有影响能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只能一人高、一人低。

M01 共谋与争位：关注双方依赖什么、谁能提供或阻止关键结果，以及合作安排有没有让两人的需要都有表达空间。

目标轴 利与权：这篇研究帮助区分实际影响能力和想保有决定权的倾向。本站目标轴讨论实际所得与决定权无法兼得时的取舍；文章没有直接测量这个取舍，不能拿关系权力高低替人判型。

阅读时注意

底层证据中有不少自陈、相关和观察研究，部分机制仍是理论解释或有待进一步检验的方向。性别意识形态例子也有文化、性取向与群体范围，不能把它们扩展成所有男性、女性或伴侣的固定行为。

全文图1是作者理论模型，中文重绘按原文分支呈现；表1保留四组观念与五个比较维度。图表的作用是帮助读框架，不是预测某段关系或测出16暗影类型。

来源与许可

原文采用CC BY 4.0。前段是16暗影的总结与关系说明，后段是非官方中文译文；翻译与图表中文化属于改编，原作者与期刊未审定本译文。图1保留它扩展Overall等2023年模型的来源说明，不能把原作者框架称为16暗影原创。

论文完整中文译文

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与意识形态

原文与译读说明

Nickola C. Overall 与 Matthew D. Hammond。Power and Ideology in Close Relationship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26，77：393–421。DOI：10.1146/annurev-psych-012325-032022。

本稿依据出版者正式版29页主文翻译，保留所有分节、图1图内文字与完整图注、表1全部内容、总结要点、未来问题、声明、致谢及148条英文参考文献。图1根据原文全部标签与分支关系作中文概念重绘；这不是原图像素复用，完整中文结构与图注保留。参考文献保留英文，以便检索。下文“我们”指原文作者。译者说明与原文分开标明。

原文©2026作者，采用CC BY 4.0许可。此稿为非官方中文翻译，语言和版式有所调整，原作者与出版方未审定。图1和表1来源及原作者引用均保留；文章许可不自动涵盖被引用论文的其他材料。

作者与单位

Nickola C. Overall¹，Matthew D. Hammond²

  1. 奥克兰大学心理学院，Auckland，New Zealand；电子邮件：n.overall@auckland.ac.nz
  2.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心理学院，Wellington，New Zealand

正式卷出版日期：2026年1月20日。提前在线发表日期：2025年9月3日。期刊网站：psych.annualreviews.org。

原文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2026作者。本文采用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允许在任何媒介中不受限制地使用、分发和复制，条件是对原作者和来源作适当署名。本文图像及其他第三方材料的许可信息，请查看相应署名与版权说明。

关键词

相互依赖；关系权力；结构权力；权力不对称；敌意性别歧视；善意性别歧视。

摘要

本综述说明，个体在关系中的权力（本人权力）和伴侣的权力（对方权力），如何分别影响亲密关系中的不同行为。本人权力较高时，可以推动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本人权力较低时，则不得不压下自己的需要，或通过攻击、操纵来争取这些需要。个体还必须顾及高权力伴侣的需要，却可能忽略低权力伴侣，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他们。关系外的结构权力不对称会催生意识形态，进而塑造人们对关系内权力的认识、预期与行为回应。以性别意识形态为例，竞争性的观念（敌意性别歧视）会推动争夺权力的人采取攻击，也会让让出权力的人抑制自身表达。合作性的观念（善意性别歧视）则划分权力，使人在某些领域顾及伴侣的需要，在另一些领域忽略这些需要。我们强调，应同时考虑本人和对方的权力、关系权力和结构权力、权力的对称和不对称，以及竞争性和合作性的意识形态。

目录

  1. 引言 原文第394页
  2. 关系权力 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产生不同的行为 原文第395页

- 2.1 本人在关系中的权力 抑制还是追求自身需要与目标 原文第397页 - 2.2 对方在关系中的权力 顾及还是忽略对方的需要与目标 原文第399页 - 2.3 启示 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的不同作用如何组合 原文第401页

  1. 权力意识形态 对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的预期 原文第403页

- 3.1 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 争夺权力 原文第404页 - 3.2 男性的善意性别歧视 划分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 原文第406页 - 3.3 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 以结构权力换取关系权力 原文第407页 - 3.4 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 接受低权力位置 原文第408页 - 3.5 启示 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都重要 原文第409页

  1. 结语 原文第411页

1 引言

社会关系中，维持联结和保有权力的需要常会产生冲突。我们都依赖别人满足基本需要，因此有强烈动机维持社会关系（Kelley & Thibaut 1978，Rusbult & Van Lange 2003）。但这种依赖也让他人能够影响我们。我们越依赖关系对象提供重要的需要和资源，对方就越有能力影响我们，以实现他们自己的需要与目标（Fiske & Berdahl 2007，Galinsky et al. 2015，Keltner et al. 2003，Rucker et al. 2018）。因此，日常社会生活始终涉及两件事：在我们想维持或必须维持的关系中调节依赖，以保有关系联结；同时协商对自身需要和目标的控制与影响，以保有权力。

亲密关系是研究和理解这种冲突的重要情境。爱与支持等基本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伴侣的行动与投入。同时，伴侣也高度依赖我们（Kelley & Thibaut 1978，Rusbult & Van Lange 2003）。相互依赖意味着，一段亲密关系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能力影响对方，也都受到对方权力的影响。这会放大合作与竞争行为的运用及其后果。如下文所述，当我们在关系中的权力较低时，可能不得不压下自己的需要和目标，也可能通过攻击来争取权力。当伴侣的关系权力较高时，我们可能需要优先考虑他们的需要与目标。伴侣权力较低时，我们可能更容易忽略他们的需要，也可能觉得有责任保护他们。我们如何回应自己与伴侣的权力，取决于维持关系和获得权力这两种动机的相对强弱，也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人应当持有权力，什么人应当让出权力。

本综述整合亲密关系及非亲密关系中的理论与研究，说明权力与行为之间的这些联系。我们提出一个模型，梳理本人关系权力与伴侣关系权力如何分别产生不同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受到关系联结动机和权力动机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关系权力的行为后果不一定取决于一方的权力高于另一方。然而，社会关系处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之中，其中存在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不对称。以性别为例，我们讨论亲密关系中的相互依赖与结构权力不对称如何发生冲突，并产生不同的权力意识形态。这些观念规定了关系内外的权力应如何分配和表达（Glick & Fiske 1996，2001）。性别意识形态如何塑造亲密关系，也显示了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之间的重要区别和交集：它们造成不同的权力预期，进而影响关系中的行为。我们聚焦亲密关系，但这里梳理的原则与进展，也有助于理解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权力如何影响行为。

2 关系权力 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产生不同的行为

关系权力是一个人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重要结果、影响关系对象的程度（Anderson et al. 2012，Simpson et al. 2015）。它关系到人们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自己的目标，或是否必须优先考虑对方的需要和目标。谁能表达自己的需要，谁的需要会被优先处理，是各类权力理论中的共同主题。根据趋近—抑制理论（Keltner et al. 2003），低权力者必须警惕来自高权力关系对象的威胁，因此会抑制行为，避免出现自己无法控制的负面结果。高权力者则可以较少受到抑制地进入社会情境，因为一旦出现威胁，他们能够影响局面的发展。能动性—共融性模型（Rucker et al. 2012，2018）同样强调低权力者的脆弱处境：他们不得不关注和考虑高权力关系对象的需要（亦见Fiske & Berdahl 2007）。高权力者则可以主要围绕自己的利益来思考和行动，不必同样顾及对方的需要。

这些理论，以及其他许多权力理论，都强调权力的不对称：依赖更多的一方较难影响权力更高的对方，因此更难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高权力方能获得更好的结果。这样的典型描述强调一种零和冲突：对方增加权力时，本人就失去权力，反之亦然。但社会关系的基本条件表明，这种零和看法低估了权力对社会行为的广泛影响。首先，在社会互动中，大幅的权力不对称并不常见。对伴侣、家人、朋友与同事间数千次日常互动的评估发现，约70%至75%的互动中，双方权力相对平等；一方权力很高而另一方很低的互动非常少（Columbus et al. 2021，Smith & Hofmann 2016）。而且，无论人们把互动看作权力平等还是不平等，他们所感知的关系权力都会独立变化，也会独立影响情绪、动机和关系质量（Smith & Hofmann 2016）。

其次，亲密关系具有相互依赖性：本人和伴侣都高度依赖对方，因此会影响彼此的结果，也关心彼此的结果（Kelley & Thibaut 1978）。这意味着，双方感知到的权力通常呈正相关，而不是如始终零和的权力关系那样呈负相关（Columbus et al. 2021；Farrell et al. 2015；Hanna-Walker et al. 2024；Körner & Schütz 2024；Körner et al. 2022，2025；Langner & Keltner 2008；Overall et al. 2023）。不过，这种正向联系并不很强，因为一段关系可能出现几种情况：双方权力都高，均能控制和影响重要结果；双方权力都低，均很难控制和影响重要结果；或双方权力不同，本人比伴侣高，或伴侣比本人高（Hanna-Walker et al. 2024，Overall et al. 2023）。

第三，无论双方的关系权力相近还是不同，本人权力与伴侣权力在亲密关系中都有不同的行为后果。本人权力较低，会迫使本人抑制可能带来负面结果的行为，不论伴侣的权力高低（如Overall et al. 2023）。伴侣权力较高，也会限制本人的选择与行为，促使本人顾及伴侣，不论本人的权力高低（如Körner et al. 2022，Overall et al. 2023）。

本节说明本人关系权力与对方关系权力分别如何影响亲密关系中的行为。其他近期综述聚焦亲密关系以外的权力（如Anicich & Hirsh 2017，Fast & Overbeck 2022，Guinote 2017，Rucker et al. 2018），或广泛梳理亲密关系中权力的来源及评价性后果（Agnew & Harman 2019，Dunbar 2015，Kim et al. 2019，Simpson et al. 2015）。我们扩展一个新近的权力模型（Overall et al. 2023），整合亲密关系和非亲密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识别本人权力及对方权力可能产生的行为类型。

图1概括了这两种权力如何引发不同的面向自身及面向对方的行为。本人权力的作用位于图左侧。本人对重要结果的控制能力，会影响本人如何在关系中满足自己的需要、追求自己的目标。本人权力较低时，不得不压下需要和目标，或通过攻击、操纵来争取它们，即面向自身的抑制或抗争。本人权力较高时，则能自信地表达并推动自己的需要和目标，即面向自身的趋近。

对方权力的作用位于图右侧。对方控制重要结果的能力，决定本人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关注，或可以忽略，对方的需要和目标。对方权力较高，会促使本人支持和顾及对方的需要和目标，以获得对方所控制的重要结果，即面向对方的调适。对方权力较低时，本人不必同样顾及对方，可能出现忽略或利用对方的情况，即面向对方的忽略；但对方权力较低，也可能让本人觉得有责任照顾和保护对方，即面向对方的保护。图上方还标明，面对本人或对方权力时，行为的类型与强度取决于两类动机的相对程度：获取、维持或表达关爱、安全感与积极重视的动机（关系联结动机），以及获取、维持或表达权力的动机（权力动机）。

下文说明图1“本人及对方权力模型”各项原则的理论与实证基础。我们参考了亲密关系以外的权力理论与综述，但主要梳理过去十年考察亲密关系内部权力的研究。我们还讨论，本人与对方权力如何随本人的关系联结动机和权力动机而产生不同的行为回应，以及这些回应对关系质量与幸福感的后果。许多被讨论的研究没有清楚区分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的作用。我们纳入了方法或发现与明确区分两种权力的研究一致的其他研究；最后，依据支持区分两种权力的证据，讨论方法上的启示。我们也说明，这种区分如何帮助理解其他社会关系，包括图1中的行为如何组合，并影响本人关系权力与对方关系权力相对对称或不对称时的结果。

图1 本人及对方权力模型

据原文Figure 1中文重绘的本人及对方权力模型

据原文Figure 1中文重绘的本人及对方权力模型 · 中文概念/流程重绘。完整中文图注与标签对照见下方正文。

原文 (在新页面打开) · CC BY 4.0 (在新页面打开)

以下为原图全部标签的中文转写，按原图的分支关系排列。原图不是数据曲线；它呈现理论模型。原图来源为本篇Figure 1，模型和图均扩展自Overall et al.（2023）。

  • 图上方：关系联结动机与权力动机。动机调节对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作出回应时，行为的类型与强度
  • 图左侧：本人的关系权力

- 本人权力高：面向自身的趋近。表达并推动自己的需要与目标 - 本人权力低：面向自身的抑制或抗争。压下、争取，或请求满足自己的需要与目标

  • 图右侧：对方的关系权力

- 对方权力高：面向对方的调适。支持并顾及对方的需要与目标 - 对方权力低：面向对方的忽略或保护。忽略或保护对方的需要与目标

图注完整译文：本人及对方权力模型。本模型指出，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是不同的，对社会行为有不同作用。模型和图扩展了Overall et al.（2023）提出的模型与图。模型整合各类权力理论的关键原则，说明面对本人关系权力与对方关系权力时，可能出现不同类型的行为。其中包括趋近与抑制行为（趋近—抑制理论强调的区别；Keltner et al. 2003），以及面向自身与面向他人的行为（能动性—共融性模型强调的区别；Rucker et al. 2012）。本人关系权力决定本人能否，以及如何追求自己的需要和目标（面向自身的趋近、抑制或抗争；图左侧）。对方关系权力决定本人是否必须关注，或可以忽略，对方的需要和目标（面向对方的调适、忽略或保护；图右侧）。关系联结动机与权力动机（图上方）塑造面对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时，不同行为的类型与强度。图中这些不同的行为可以相加组合，对双方权力对称或不对称的关系产生重要后果（亦见下文表1）。

2.1 本人在关系中的权力 抑制还是追求自身需要与目标

如图1左侧所示，本人的权力决定本人如何处理自己的需要和目标。低权力者不得不压下自己的需要和目标（面向自身的抑制），或通过攻击和操纵来抗争、争取它们（面向自身的抗争）；高权力者则能自信地追求自己的需要和目标（面向自身的趋近）。

2.1.1 本人权力低

本人权力低时，对重要结果缺少控制，也就缺少应对不良后果所需的影响能力。这会推动一种预防取向：警惕地发现和避免负面结果，包括抑制可能造成自己无法控制的不良后果的行动（Keltner et al. 2003；见图1）。在可能出现伴侣不满、拒绝、惩罚等负面结果的情境中，低权力者尤其容易感到威胁，包括压力、不安全感和焦虑，并试图通过抑制行为来降低威胁。因此，考察伴侣双方协商利益冲突或表达支持需要的研究，一贯发现低权力者更容易抑制负面想法和感受的表达（Alonso-Ferres et al. 2021，Overall et al. 2023，Pietromonaco et al. 2021；亦见Catterson et al. 2017，Lemay & Dobush 2015，Worley & Samp 2016）。

低权力也可能引发抗争行为，试图改变不希望出现的结果，并获得一些控制感（见图1）。其中危害较大的行为，是通过攻击来强行取得想要的结果，或恢复自己仍拥有一定权力的感觉。在伴侣冲突或依赖伴侣支持等高风险情境中，本人权力较低，与更多针对伴侣的批评、贬低和敌意相关（Cross et al. 2019，Harrington et al. 2021，Overall et al. 2016，Sagrestano et al. 1999）。觉得自己无法影响伴侣的人，还可能采用操纵手段来达到目的，例如夸大受伤的感受，诉诸伴侣的爱与义务，诱发伴侣的内疚（Overall 2019，Overall et al. 2014）。

低权力者是通过避免负面结果的风险（抑制），通过斗争来取得权力（攻击），还是向伴侣提出诉求（操纵），取决于他们对关系联结和权力的相对重视程度（见图1中动机的调节作用）。想在关系中获得或维持安全感、关爱与积极重视的人，例如高度重视照顾者角色或强烈希望得到伴侣接纳的人，更可能抑制行为，或转而采用操纵（Jayamaha et al. 2016，Overall et al. 2014，Pietromonaco et al. 2021）。更强烈地希望获得、维持或表达权力的人，例如感到自己必须拥有并展示权力的人，则更容易采取攻击（Harrington et al. 2021；Overall et al. 2016，2021；亦见Williams et al. 2017）。

这些应对低权力的策略都有代价。行为抑制可能避免负面后果，却让自己的需要得不到处理，预示关系满意度与幸福感下降（Cameron & Overall 2018）。攻击和操纵虽然可能暂时迫使对方接受影响，最终却都会损害关系联结及本人的权力，因为伴侣往往以同样有害的方式回应（Liu et al. 2018，Overall et al. 2011），对关系也越来越不满意、越来越少投入承诺（Hammett et al. 2018，Kanter et al. 2022，Overall et al. 2014）。因此，低权力常让人在关系联结与权力之间作取舍：他们可以优先保有关系中的安全感、关爱和重视，以自己的需要未得到满足为代价；也可能采用当下强加自身意愿的手段，却损害伴侣与关系。

2.1.2 本人权力高

本人权力高时，不会面临同样的关系联结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或取舍。高权力者能够影响伴侣的想法和感受，并在不良后果出现时加以处理，因此不必通过预防威胁或强迫来取得影响力（Simpson et al. 2015）。他们控制结果的能力，让他们能自信地表达和推动自己的需要与目标（见图1）。亲密关系之外的理论与证据也强调这一原则：被置于高权力位置的人，更容易关注并追求自己的目标（Galinsky et al. 2015，2024；Guinote 2017；Rucker et al. 2018）。这种趋近取向也见于有风险的亲密互动。高权力者觉得自己更能处理关系中的挑战（Gresham et al. 2023）；面对伴侣的拒绝或敌意时，感到的威胁和负面情绪较少（Kuehn et al. 2015）；并采用直接、建设性的沟通，例如表达和提出想法、梳理各种解决办法的利弊，以有效影响伴侣（Farrell et al. 2015）。能自信地表达和追求需要与目标，很可能是本人权力较高与更高关系满意度、个人幸福感相关的原因（Kifer et al. 2013；Körner & Schütz 2021，2024）。

对高权力的传统描述提醒我们，人可能利用影响力满足自己的目标和欲望，而牺牲伴侣的需要（Galinsky et al. 2015，2024）。高权力确实提供了推动自身目标的机会，但只有目标本身与伴侣对立时，才会因此伤害伴侣。正如关系联结与权力动机影响低权力者如何应对缺少影响力，这些动机也会塑造高权力者追求目标的行为（Côté et al. 2011，Gordon & Chen 2013）。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关系联结目标尤其重要，因为与伴侣保持亲近和合作，是满足自身需要的关键（Kim et al. 2019）。因此，高权力者在承诺程度较高的关系中，往往会表现出有利于关系的行为，例如在冲突中更多协商、妥协、调适、宽恕与表达爱意（Farrell et al. 2015，Körner et al. 2022，Overall et al. 2023；亦见Karremans & Smith 2010）。自信地追求关系联结，并由此建立亲密与接近，很可能也是高权力者的伴侣往往对关系更满意的重要原因（Körner & Schütz 2021，2024）。

权力动机更强，包括想维持或增加对伴侣的权力的人，更容易以敌对、不关心的方式施加影响，伤害伴侣（Cross et al. 2019，Kim et al. 2019，Körner et al. 2024，Murphy et al. 2022）。高本人权力也让一些原本会受到相互依赖约束的反社会倾向得以表达，例如特质性愤怒、特权感、不宜人性（Lemay & Dobush 2015，Sizemore & Baker 2024）。支配的表达和自利地追求目标，可能暂时带来想要的结果，却可能通过降低伴侣的满意度及双方关系质量，妨碍关系联结需要（Körner et al. 2024）。在亲密关系，以及多数持续关系中，即使高权力者也依赖对方取得重要结果，所以仍需要平衡权力与关系联结。如下文讨论，这种依赖赋予对方权力，促使本人合作、顾及对方的需要。

2.2 对方在关系中的权力 顾及还是忽略对方的需要与目标

如图1右侧所示，对方的权力决定本人如何回应对方的需要和目标。对方权力高时，会促使本人支持和顾及对方的需要与目标（面向对方的调适）；对方权力低时，本人则可以忽略这些需要与目标（面向对方的忽略），或产生保护对方的责任感（面向对方的保护）。

2.2.1 对方权力高

本人越依赖对方提供重要结果，对方就越有能力给予奖励和惩罚（Kelley & Thibaut 1978，Rusbult & Van Lange 2003）。如图1所示，依赖会促使本人顾及高权力对方的需要和目标。这应当能巩固本人获得重要结果的机会，因为这样的回应能维持对方的积极重视，激发对方的亲社会动机，并使关系持续（Rucker et al. 2012；亦见Fiske & Berdahl 2007，Keltner et al. 2008）。在亲密关系以外，给关系对象赋予权力，或让参与者回忆对方拥有高权力的经历，都表明高对方权力会引发更多换位思考、感激和帮助（Anicich et al. 2022；Blader et al. 2016；Galinsky et al. 2006，2024；Rucker et al. 2011，2018）。在持续的关系中，启动或感知到较高的对方权力，也能预测更多换位思考及采纳对方的目标（Gordon & Chen 2013，Laurin et al. 2016）。

当重要结果受到影响时，例如出现利益冲突，或双方必须平衡照顾与支持需要时，本人应当最容易顾及高权力对方的需要。认为伴侣拥有更高权力，与更多面向伴侣的牺牲和宽恕相关（Körner et al. 2022，Righetti et al. 2015）；个体也倾向优先考虑高权力伴侣的目标，遵从其避孕决定，并采纳其生活方式，例如物质使用行为（Cornelius et al. 2016，Laurin et al. 2016，VanderDrift et al. 2013）。对方权力较高，还能预测冲突与支持互动中的更多共融行为，包括表达更多关爱和支持、优先考虑对方的需要（Overall et al. 2023）。

支持伴侣的目标、牺牲自身利益，以及在冲突中顾及伴侣的需要，都有助于维持令人满意的伴侣关系（Falconier et al. 2015，Kanter et al. 2022，Righetti et al. 2020）。但牺牲和调适也可能以本人的幸福感为代价，尤其当伴侣不领情，或没有同样积极回应，使本人的关系联结需要未获满足时（Baker et al. 2013，Righetti et al. 2020）。关系联结与权力动机的相对强弱，会影响本人是否把对方的需要放得比自己的需要更重要。过度重视关系联结的人，可能牺牲过多，付出个人代价（Righetti et al. 2020，2022）。而不信任、怨恨伴侣权力的人，可能通过退出互动来限制对方的权力，而不是被迫配合，也在过程中损害关系（Haydon et al. 2020，Körner et al. 2025，Overall 2018）。最有效的做法是在支持高权力伴侣的需要、维持关系的同时，避免对方利用自己，例如真诚顾及对方，也合理期待对方给予回应（如Russell et al. 2018）。在亲密关系中，这种方式可能尤其有效，因为如下文讨论，即便另一方权力不足，有时正因为如此，伴侣也会有意愿和责任给予关爱、采取共融行为。

2.2.2 对方权力低

本人越不依赖对方，对方对重要结果的控制就越少，本人也就越不必关注对方的利益、需要与目标（见图1）。忽略低权力伴侣的常见方式包括较少牺牲和宽恕，较少顾及伴侣的目标与性欲，以及在冲突和日常生活中较少优先考虑伴侣的需要（Körner et al. 2022，Laurin et al. 2016，Overall et al. 2023，Righetti et al. 2015）。这些行为都会损害伴侣的关系质量与幸福感（Le et al. 2018）。这种忽略还可能发展为虐待。依据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Magee 2020），以及亲密关系以外的证据（Galinsky et al. 2024，Lammers et al. 2012），当本人较少需要考虑低权力伴侣时，可能产生心理距离，继而无视其需要、忽略或贬低对方，把对方仅仅当成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即物化或剥削。否认亲密伴侣的需要、价值与人的属性，会损害伴侣的健康和幸福感，也是情绪、身体及性虐待的风险因素（Karantzas et al. 2023）。

在许多关系情境中，人们也会觉得有责任保护权力较低的他人。亲密关系以外的研究提示，身处有权力的位置往往增强责任感（Smith & Hofmann 2016），这种责任感让人对低权力对象较少自利、更多体谅（Scholl et al. 2022）。亲密关系中，对方权力低也常引发保护性回应，例如抑制可能伤害低权力伴侣的想法与感受（Overall et al. 2023，Worley & Samp 2016）。类似地，预期某次互动可能伤害缺乏安全感、通常权力较低的伴侣时，个体常会感到威胁（Peters et al. 2019），随后隐藏负面感受、表达关爱，以减少伴侣遭遇的不良结果（Lemay & Dudley 2011）。当低权力伴侣采用诱发内疚的手段，使本人的关系义务更加突出时，本人保护伴侣的责任感也会加强（Overall 2019，Overall et al. 2014）。

总的来说，对方权力低会减少本人主动促进对方需要与目标的行为（面向对方的忽略）；由此产生的关系距离，可能带来无视对方需要及虐待的风险，包括物化、剥削和虐待。同时，对方权力低也常会激活责任规范与保护对方的义务感，促使本人约束伤害性行为（面向对方的保护）。是忽略风险更高，还是保护行为更多，取决于本人的关系联结动机和权力动机（见图1）。在亲密关系以外，更强的相互依赖取向及对他人的关注，会提高人们照顾低权力者的责任感（Foulk et al. 2020，Scholl et al. 2022）。这种关系取向在多数亲密关系中很可能较强，促进保护，也减少对低权力伴侣的伤害性忽略。但若缺少支持低权力伴侣具体需要与目标的动力，保护性回应也可能变成居高临下的照顾：看似支持，实际忽略了伴侣的需要（Fiske & Berdahl 2007；详见下文3.2节）。保护低权力伴侣的责任还可能成为负担。怨恨照顾他人义务的人，更少积极回应低权力伴侣（Jayamaha et al. 2016，Overall 2019）。此外，缺乏共情动机或能力的人，例如具有黑暗三联征特质的人，更可能利用低权力伴侣满足自身需要，增加虐待与伤害的风险（White et al. 2024）。

2.3 启示 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的不同作用如何组合

图1中的区别说明，与权力有关的行为不只是，或不主要是，来自权力不对称。只评估不对称的方法，会漏掉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分别影响社会行为的方式。例如，在亲密关系之外，研究常把任务结果的控制权交给关系对象，同时把参与者置于从属位置，让其无法控制任务结果，作为低权力的操纵（Galinsky et al. 2015，2024）。这样的操纵通常被理解为通过本人的关系权力感来影响行为（Galinsky et al. 2015），但结果可能来自低本人权力、高对方权力，或二者共同作用。一种常用的启动方法是让参与者回忆对方有权力支配自己的经历（Rucker et al. 2011，2018）。它最可能产生高对方权力的后果，这也与上述启动研究一致，但也可能启动低本人权力。亲密关系研究有时同样测量本人觉得自己比伴侣权力更低的程度（如Pietromonaco et al. 2021，Righetti et al. 2015），这样就无法明确结果是低本人权力、高对方权力，还是二者组合的特点。

在亲密关系中分别测量两种权力的研究，为图1中的区别提供了直接证据：控制对方权力后，本人权力预测面向自身的趋近、抑制或抗争行为（如Cross et al. 2019，Gresham et al. 2023，Körner et al. 2022，Overall et al. 2023）；控制本人权力后，对方权力预测面向对方的调适或忽略（如Körner et al. 2022，Laurin et al. 2016，Overall et al. 2023，VanderDrift et al. 2013）。这些区别同样适用于可能具有更明显权力不对称的等级关系，例如管理者与下属之间。等级情境中的实验表明，人们会区分并分别调节自己对他人的影响力（本人权力），以及不受他人影响的自由（对方权力）（Lammers et al. 2016，Leach et al. 2017，van Dijke & Poppe 2006；亦见Cislak et al. 2018）。而且，下属和上级都依赖对方取得重要结果，如绩效、奖励、尊重与合作，所以在与管理者的工作关系中，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也呈正相关，而非负相关（Columbus et al. 2021，Lammers et al. 2016，Langner & Keltner 2008）。图1中不同的行为后果也出现在这些情境中：在与管理者的关系里，低本人权力预测面向自身的抑制，高对方权力预测面向对方的调适，与亲密伴侣关系中的模式相同（Overall et al. 2023）。

这些细节表明，有重要后果的社会行为不限于权力不对称。本人关系权力和对方关系权力，在高度相互依赖及等级关系中，都有广泛而显著的影响。所有社会关系都涉及本人处理自己及对方对重要结果的权力：本人是必须抑制，还是能自由表达自己的需要；是必须顾及，还是可以忽略对方的需要。但这两种作用各有区别，并不意味着双方权力的组合不重要。包括对称和不对称在内的所有组合，都有重要影响。双方都拥有权力时，即高本人权力加高对方权力，两人都可以自信追求自己的需要和目标，也顾及彼此的需要和目标，促进双方的关系质量与幸福感（Hanna-Walker et al. 2024，Leonhardt et al. 2020，Worley & Samp 2016）。双方权力都低时，即低本人权力加低对方权力，两人表达和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都会受限，容易忽略彼此的需要，也有通过斗争争取权力的风险，从而形成损害双方的对抗循环（Dunbar & Mejia 2012）。

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的相加作用，也意味着不对称可能组合出格外有害的行为。低权力者压下自身需要，同时配合高权力伴侣的需要，即低本人权力加高对方权力，可能产生极端抑制，例如顺从和接受剥削。高权力者关注自己的目标，同时忽略低权力伴侣的需要，即高本人权力加低对方权力，可能增加带有特权感的趋近行为及极端忽略的风险，例如物化或去人化。因此，不对称未必单独决定图1中的权力后果，却可能放大低本人权力或低对方权力的代价：面向自身的抑制转成顺从或被动沉默，面向自身的趋近转成无视伴侣需要的特权表达，面向对方的忽略转成去人化或虐待。这种放大很可能解释了近期检验为何发现，图1中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的不同作用并未因不对称而改变（如Körner & Schütz 2024，Overall et al. 2023）。也就是说，两种权力对许多重要行为各有作用，如图1所概括；不对称则可能使更多、更有害的行为成为可能。

此外，如图1所强调，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取决于关系联结动机和权力动机。这些动机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关系所处的更广泛社会权力结构中，人们对权力不对称的预期。大幅的关系权力不对称虽然不常见，但社会角色、群体或身份会赋予不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资源，因而常产生结构权力不对称。如下文说明，关系权力中的相互依赖与结构权力中的不对称相冲突，会推动人们采用表达权力预期的意识形态，并在亲密关系内外采取相应行为。

3 权力意识形态 对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的预期

渗入亲密关系、最普遍且持久的结构权力差异之一是性别差异。男性在社会中拥有更多经济与政治权力，例如收入更高、积累财富更多，领导及议会职位也多由男性担任（United Nations 2024，World Economic Forum 2022）。尽管全球都在努力促进性别平等，这些差距已不再持续缩小（England et al. 2020；亦见Equal Measures 2030编制的202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性别指数）。男女之间的结构权力不对称，也依靠亲密关系维持。女性经济与政治权力较低，受到女性在家照顾男性和孩子等传统性别角色的支持（Eagly & Wood 2013，Rudman & Glick 2021）。但在家中，顺性别异性恋男女在亲密、支持与性等基本关系联结需要上相互依赖，因此男女都拥有关系权力（Bareket & Fiske 2023，Rudman & Glick 2021）。更广泛的结构权力不对称与亲密关系中的相互依赖发生冲突，会产生规定谁应持有结构权力、谁应持有关系权力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的本人及对方权力预期，会推动图1所描述的不同模式。

矛盾性别歧视理论（Glick & Fiske 1996，2001）指出，广泛的结构权力不对称与亲密关系中的相互依赖，会产生两种相互补充的意识形态，这推进了我们对权力与性别的理解。敌意性别歧视是贬损女性的态度：把女性描述为能力不足、过度情绪化、不适合担任有权力的社会角色，以合理化男性更高的结构权力（Bareket & Fiske 2023）。但男性为了关系联结需要而依赖女性，会威胁这些权力差别。敌意性别歧视为男性争夺关系内的权力，推动攻击，对女性和男性都造成有害后果（Hammond & Overall 2017，Hammond et al. 2020）。善意性别歧视则通过把传统性别角色浪漫化，处理男性结构权力优势与关系内双方互有权力的冲突：女性的温暖、纯洁和受尊崇的照顾者角色，补充男性的能力、能动性及受重视的供养者和保护者角色（Glick & Fiske 1996，2001）。善意性别歧视不是公开争夺权力，而是区分男女在哪些领域拥有权力：只要女性遵守的性别角色支持男性更高的结构权力，并满足男性的关系联结需要，就接受女性在关系内的权力（Bareket & Fiske 2023，Overall & Hammond 2018）。

矛盾性别歧视理论说明，亲密关系中的权力预期与表达，受到关系外结构权力的塑造。无论取得多少进展，男女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不对称仍然存在，部分由世界各地普遍的性别意识形态维持（Zawisza et al. 2025）。男女都会采用这些观念，因为结构权力较高的人，即男性，以及较低的人，即女性，都需要处理关系外结构不对称与关系内相互依赖的冲突（Glick & Fiske 1996，2001）。近期综述已全面梳理男女敌意及善意性别歧视的预测因素和结果（Bareket & Fiske 2023，Barreto & Doyle 2022），也包括亲密关系中的情况（Hammond & Overall 2017，Hammond et al. 2020，Overall & Hammond 2018）。在本文中，我们把矛盾性别歧视理论及研究，与图1所示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相关的行为整合起来。我们聚焦能说明敌意及善意性别歧视如何影响亲密关系内权力过程的实证例子，并用既有综述支持基础性论述。这些来源集中在男女关系；矛盾性别歧视的理论应用和测量，尚未扩展到更多样的性别与性取向（Cross et al. 2021，Glick 2023，Leaper 2024）。

表1概括了下文将展开的内容。性别意识形态规定谁应该持有、谁应该让出结构权力或关系权力。这些信念影响人们对本人权力及对方权力的认识与预期，并推动不同的行为，不论双方实际具有多少结构权力或关系权力。为权力不对称辩护的竞争性、敌意观念，即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会推动攻击，试图恢复其认为在关系中已经失去的权力。合作性观念，即男性与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则划分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形成面向自身与面向对方行为的不同组合，以实现预期的结构及关系权力不对称。此外，涉及本人接受低结构权力和低关系权力的竞争性观念，即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可能促进更强的抑制。我们说明，由性别意识形态推动的行为，如何影响男女的关系联结、权力和幸福感。最后，我们讨论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的区别，以及人在亲密和其他社会关系中如何处理两者的冲突。

3.1 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 争夺权力

敌意性别歧视表达对女性的敌对态度，认为女性不公正地争夺男性应有的权力。它包含一些信念：女性通过“控制男性”来追求权力，以“平等为幌子”取得优于男性的位置，并利用男性对关系的依赖，把男性“管得很紧”，或“看似在性上可以接近，随后却拒绝男性的追求”。这些引文来自矛盾性别歧视量表条目（Glick & Fiske 1996）。这样的信念以零和权力竞争为基础，强调男性为了亲密、爱、性等关系联结需要而依赖女性，就会让女性获得权力、男性失去权力。前文已经说明，在亲密关系中依赖伴侣本身并非问题，因为相互依赖让本人也有一定能力满足自身需要，而伴侣通常也有动机彼此照顾。但敌意性别歧视较强的男性认为，女性想取得支配男性的权力，而不是关心男性。这类男性更担心女性伴侣会拒绝或忽略自己（Fisher & Hammond 2019），并带有偏差地认为伴侣比实际更善于操纵、更不关心自己（Hammond & Overall 2013a，2020）。由于认为不能相信女性会自愿提供爱与支持，他们觉得自己缺少满足这些核心需要的权力，即低本人权力。因此，无论男性具有多少结构权力或实际关系权力，对不可信女性夺走权力的警惕，都使敌意性别歧视较强的男性持续感到本人权力低（Cross et al. 2019，Hammond et al. 2024）。

保护男性权力的竞争动机，会促使敌意性别歧视较强的男性争取他们认为已经失去的权力（图1，低本人权力）。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与家庭暴力稳定相关（Agadullina et al. 2022，Gutierrez & Leaper 2024），也与伴侣互动中更多针对女性伴侣的攻击行为相关（Cross et al. 2017，2019，Hammond & Overall 2013a，Overall et al. 2011）。本人感到权力低、想取得控制，会中介男性敌意性别歧视与亲密伴侣攻击之间的联系，支持了攻击是为应对感知到的权力损失而产生的解释（Cross et al. 2019，Loveland & Raghavan 2017，Whitaker 2013）。在感到本人权力低（Overall et al. 2021），或伴侣依赖较少、削弱其关系权力的情境中，这类男性也更有攻击性（Cross et al. 2017）。相同模式也见于亲密关系之外。敌意性别歧视较强的男性普遍感到无力（Hammond et al. 2024），并通过工作场所的歧视和骚扰维护权力（Bareket & Fiske 2023，Barreto & Doyle 2022），尤其是在觉得自己无法控制工作需要的满足（Krings & Facchin 2009），被启动权力动机（Diehl et al. 2018），或接触暗示男性正在或已经失去权力的性别平等信息时（Bosson et al. 2015）。

不论处于何种关系情境，用攻击回应感知到的男性权力威胁，都会产生重大后果。大多数性别歧视研究关注亲密关系之外造成明显伤害的行为，例如歧视、骚扰和暴力（Bareket & Fiske 2023）。亲密关系研究直接表明，男性敌意性别歧视会伤害女性伴侣：她们报告更多权力争夺、冲突、攻击与虐待，心理健康也因此更差（Cross & Overall 2019，Overall et al. 2011，Waddell et al. 2025）。攻击可能暂时恢复权力感，但引发的冲突与攻击会降低女性伴侣的关系满意度及承诺（Cross & Overall 2019，Waddell et al. 2025），最终加强男性的不信任与低权力感，并降低其关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Waddell et al. 2024，2025）。总体而言，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是一种竞争性的零和权力观念，会让人觉得自己失去权力，并通过攻击争回权力；它既伤害伴侣，也限制男性自身需要的满足及权力感（见表1）。

表1 性别意识形态说明 对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的预期会推动不同的行为

表内均为原作者对相关观念及其过程的概括，不是对所有男性或女性的描述。括号内“本人”“对方”按该行的持有者视角理解。以下完整译排原表五栏与四组内容。

性别意识形态权力信念对本人及对方权力的认识与预期 见图1由权力认识与预期推动的不同的行为 见图1关系联结及权力结果
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竞争性、零和权力观：男性应当比女性拥有更多权力；依赖意味着男性把权力输给不可信的女性本人的关系权力低通过攻击争回本人权力可能在具体情境中抵御感知到的权力损失；对女性伴侣及关系造成伤害，进一步加强缺少权力的感觉和对女性的敌意
男性的善意性别歧视通过浪漫化性别角色来合作划分权力：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拥有男性应尊重的权力；男性拥有更广泛的结构权力，应保护结构权力较低的女性伴侣关系领域：对方关系权力高；结构领域：本人结构权力高、对方结构权力低关系领域：面向对方的调适，顾及伴侣在关系中的需要与目标；结构领域：面向对方的保护，却忽略伴侣个人的需要与目标形成更多合作、更多满意的亲密关系，提高幸福感；只在女性符合预期性别角色时，将其权力限定在亲密关系中；强化男性较高、女性较低的结构权力
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通过性别角色，竞争性地交换权力不对称：女性接受并支持在结构权力上的不利不对称；女性认为自己应当在关系权力上处于有利的不对称位置结构领域：对方结构权力高、本人结构权力低；关系领域：本人关系权力高、对方关系权力低结构领域：面向对方的调适，加上面向自身的抑制，涉及个人需要与目标；关系领域：面向自身的趋近，加上面向对方的忽略，涉及关系需要与目标强化男性较高、女性较低的结构权力；关系权力及需要的满足依赖男性伴侣；存在冲突多、满意度低的关系风险，损害幸福感
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固定的权力不对称限制选择：女性接受较低的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女性需要防止个人及关系受到伤害本人结构权力低；本人关系权力低面向自身的抑制，压下个人及关系需要与目标强化男性较高、女性较低的结构权力；让男性伴侣更容易维持关系；女性的幸福感较低

3.2 男性的善意性别歧视 划分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

善意性别歧视通过在男女之间划分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避免争夺权力带来的关系代价。它把传统性别角色浪漫化：对男性所依赖、提供爱、支持和生育的女性抱有理想化看法，并规定男性应珍爱、保护、供养女性伴侣（Glick & Fiske 1996，2001）。善意性别歧视接受对女性的依赖，认为女性让男性的生活完整，尊重女性作为关系领域管理者的权力，并规定男性作为保护者和供养者的责任（Bareket & Fiske 2023）。接受女性在关系内的权力，会推动男性顾及伴侣（图1，高对方权力）。善意性别歧视较强的男性，讨论关系问题时会回应和配合伴侣的影响（Overall et al. 2011）；把伴侣视为家庭事务的专家并听从她们（Bareket et al. 2021）；对取得关系权力没有兴趣（Cross et al. 2019），其伴侣也报告较少权力争夺（Cross & Overall 2019）。如表1所示，接受伴侣的关系权力并采取调适行为，使这类男性及其伴侣体验到压力更少、冲突更少、满意度更高的家庭生活，幸福感也更高（Cross & Overall 2019；Leaper et al. 2022；Waddell et al. 2024，2025）。

但善意性别歧视也把女性的权力限定在照顾及管理家庭生活等关系领域。它认为，男性的能力和力量使其更高的结构权力具有正当性；男性应利用权力保护、供养结构权力较低的女性伴侣（Glick & Fiske 1996，2001）。期待男女遵守更广泛的结构权力不对称，即高本人结构权力加低对方结构权力，会表现为善意性别歧视较强的男性把女性视为在关系领域之外缺少权力，包括采取家长式、面向对方的保护，却忽略女性自身的个人需要、目标与能动性（见图1，低对方权力）。例如，这类男性支持伴侣追求个人目标，即关系之外的目标时，会直接给出计划和解决办法，忽略伴侣自身的能力，让伴侣觉得自己能力不足（Hammond & Overall 2015）。经历这种家长式保护，会损害女性的关系及心理幸福感（Alba et al. 2024）。

这种带有保护外表的忽略，也见于工作场所中的善意性别歧视，例如过度帮助，或提供以家庭为中心的支持，限制女性的职业效能感与发展（Bareket & Fiske 2023，Hideg & Shen 2019；亦见Bareket et al. 2023）。家长式保护还包括限制女性权利，例如无论具体需要如何都反对堕胎（Osborne et al. 2022）。此外，男性善意性别歧视虽然与较少攻击行为相关（Agadullina et al. 2022），却预测女性违反关系预期时，例如不忠时，男性对攻击的反对较少（Bareket & Fiske 2023，Sengupta et al. 2024）。总体而言，男性的善意性别歧视在男女之间划分权力：接受女性的关系权力，以调适促进双方关系质量；同时通过家长式保护，忽略女性在关系之外的个人需要，再次演绎并强化结构权力的对称（见表1）。〔译注1：原文末句写“structural power symmetries”（结构权力对称），与本段及表1关于男性更高、女性更低结构权力的描述不一致，可能是笔误；此处保留原词，未获作者确认，不作更正。〕

3.3 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 以结构权力换取关系权力

女性也会认同善意性别歧视，因为它规定男性应顾及女性的需要，女性应拥有关系权力。它承诺，女性会受到投入关系的供养者珍爱。这在寻找伴侣时对女性有吸引力（Cross & Overall 2018，Gul & Kupfer 2019），也为已有关系中的女性提供安全感（Alba et al. 2024，Cross et al. 2016）。更需要关系安全感时（Fisher & Hammond 2019），或从男性伴侣的善意性别歧视中获得安全感时（Hammond et al. 2016），女性会更认同善意性别歧视。它还承诺女性在关系中拥有权力。因此，一般性的无力感能预测女性善意性别歧视的纵向增加（Hammond et al. 2024），而体验到或被启动较高个人权力，会降低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Hammond et al. 2024，Vial & Napier 2017）。

但善意性别歧视没有稳固地提供女性安全感或权力，反而使两者更不稳定，因为它造成了权力不对称的竞争性取舍：接受不利的结构权力不对称，以换取更有利的关系权力不对称的承诺。这种交换产生的行为，因领域而不同：是涉及关系之外男女个人需要与目标的结构权力领域，还是涉及关系需要与目标的关系权力领域。图1中的本人及对方权力模型，为理解如何实践预期的结构与关系权力不对称，以及随之出现的不同行为，提供了框架。

首先，善意性别歧视支持为男性更高结构权力辩护的传统性别角色，即高对方结构权力加低本人结构权力。如表1所概括，善意性别歧视较强的女性，应当通过面向对方的调适，支持男性个人目标与需要，以维护男性更高的结构权力（图1，高对方权力）；同时通过抑制自己在关系外的个人需要与目标，接受较低结构权力（图1，低本人权力）。顾及男性供养者和保护者角色的表现是，这类女性认为自己有责任支持男性伴侣的事业，同时承担家庭需要（Chen et al. 2009），因而为男性追求个人目标提供更多面向对方的支持（Hammond & Overall 2015），并负责家务，形成不平等的劳动分工（Bareket et al. 2021）。面向自身的抑制则表现为，她们更能接受男性伴侣反对自己追求职业机会（Moya et al. 2007；亦见Davis et al. 2024），教育及职业抱负较低，职业表现与发展也相应较不成功（Bareket & Fiske 2023，Barreto & Doyle 2022）。这些信念还会转化为对女性权利的普遍限制，例如更反对女性选择自身需要与幸福而不是生育为母（Osborne et al. 2022），以及较少支持挑战结构权力不对称，反而把这种不对称看作公平（Bareket & Fiske 2023）。

其次，善意性别歧视通过主张女性理应拥有有利的关系权力不对称，来平衡其不利的结构权力不对称。作为向男性让出结构权力的交换，它承诺女性会受到投入关系的伴侣尊崇与珍爱；这些伴侣应尽到义务，不论自身幸福感如何（Chen et al. 2009，Cross et al. 2016，Glick & Fiske 1996）。这些信念规定，女性而非男性应当拥有关系内的权力，女性而非男性的关系联结需要应当优先，即高本人关系权力加低对方关系权力（见表1）。因此，善意性别歧视较强的女性期待拥有高权力、让自己的关系需要得到满足（面向自身的趋近；见图1），不论伴侣有何关系需要（面向对方的忽略）。这种组合体现为对伴侣更僵硬的期待（Chen et al. 2009），较不愿接受伴侣的需要（Overall et al. 2011），以及更强的应得感（Hammond et al. 2014）。但这些期待本身不能赋予权力或满足关系需要，因为只有男性伴侣接受她们的权力、顾及她们的需要时，她们才能得到预期的权力和尊重。未获满足的期待，可能导致冲突和不满，损害幸福感（Waddell et al. 2025）。关系没有达到期待时，这类女性更不满意（Casad et al. 2015；Hammond & Overall 2013b，2014）；当男性伴侣不愿或无法优先考虑女性的需要时，她们也会表现得更具攻击性（Overall et al. 2011，2021）。

总体而言，善意性别歧视向女性承诺关系权力，条件是她们遵守支持不利结构权力不对称的性别角色（见表1）。这样的交换产生竞争取向：女性觉得自己理应在关系权力上占优势，自己的关系需要应优先于伴侣需要。但她们依赖伴侣遵守这些期待，因此容易不满意，同时维持较低的结构权力（Hammond & Overall 2017，Overall & Hammond 2018）。这种承诺的不稳固，很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通常随时间下降，而男性的并非如此（Hammond et al. 2018）；除非女性确实在关系中获得了承诺的权力与需要优先权（Hammond et al. 2016，Overall et al. 2024）。

3.4 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 接受低权力位置

女性认同敌意性别歧视的程度，比陌生人或亲密伴侣所估计的更高（Goh et al. 2017，Waddell & Overall 2023）。不过，现有理论与研究还不能清楚解释：女性为什么会认同把女性描述为要求不合理、夸大问题、通过操纵支配男性的态度。我们认为，一种可能是，当固定的权力不对称使人几乎没有其他获得安全与保障的选择时，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包含接受低权力的倾向（见表1）。例如，如果认为权力不对称无法改变，女性就需要争取并守住与男性的关系，因为这是她们取得结构权力的唯一途径。新近证据支持，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与贬损威胁自身关系的女性有关（Hammond et al. 2020）。想到被认为有威胁的女性，如性关系随意者、女权主义者、职业女性，并认为敌意陈述不描述自己时，女性更容易认同敌意性别歧视（Becker 2010）。敌意性别歧视较强的女性，还认为其他女性把性当作权力来源（Erchull & Liss 2013）；她们对被抛弃的恐惧（Fisher & Hammond 2019），很可能使伴侣报告更多与嫉妒有关的关系问题（Cross & Overall 2019）。在女性特别想守住关系的情境中，例如青春期初建的关系（de Lemus et al. 2010），以及刚结婚后（Overall et al. 2024），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也似乎会增加。

当人高度依赖高权力伴侣时，被视为不可改变的广泛权力不对称，可能使人专注避免失去关系。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以较低结构权力交换较高关系权力；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则似乎涉及接受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都较低。例如，敌意性别歧视较强的女性报告较少获取关系权力的愿望（Cross et al. 2019），其男性伴侣报告较少权力争夺与冲突，有利于男性的关系及个人幸福感（Cross & Overall 2019，Waddell et al. 2025）。让出权力应当使女性在关系内外都抑制需要与目标（图1，低本人权力），这很可能是敌意性别歧视较强的女性幸福感较低的原因之一（Borgogna & Aita 2024，Hammond & Sibley 2011，Waddell et al. 2019）。但尽管这些女性报告更能接受针对女性的暴力（Agadullina et al. 2022，Gutierrez & Leaper 2024，Sengupta et al. 2024），女性敌意性别歧视与其自身关系行为及结果之间，通常没有检出关联（Bareket & Fiske 2023，Hammond et al. 2020）。这种无关联的结果可能来自敌意性别歧视及让出权力造成的极端抑制，表现为被动沉默、不作反应，以避免个人及关系受到伤害。

3.5 启示 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都重要

性别意识形态如何塑造权力预期与行为，显示了关系权力和结构权力之间的重要区别与交集。关系科学通常把关系权力操作化为在某一具体关系中感知到的控制与影响力；不过，也有理论及实证方法用与结构权力相关的个人资源，如相对收入或教育程度，来考察关系权力（见Agnew & Harman 2019，Dunbar 2015，Kim et al. 2019，Simpson et al. 2015）。各学科的研究者也认识到，更广泛的结构权力差异会促成男女行为差异（如Eagly & Wood 2013，Ridgeway 2011，Rudman & Glick 2021；亦见Galinsky et al. 2024）。更需要持续关注的，是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如何交织，在亲密关系中产生不同的权力预期及行为回应。

本综述说明，结构权力不对称与亲密关系中的相互依赖发生冲突，可能形成竞争性权力意识形态，推动人以攻击争回其认为失去的权力，即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但相关的关系代价，又会促成合作性的观念，以划分或交换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结构权力更高的人，可以通过赋予对方关系权力，获得更满意的亲密关系，即男性的善意性别歧视；结构权力更低的人，则希望通过接受对方更高的结构权力，换取关系权力，即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最后，把自己较低的结构权力看作不可改变的人，可能让出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以避免关系及个人受到伤害，即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因此，理解亲密关系中的权力，需要关注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如何交织，也包括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如何承载双方权力的预期，并指导关系内外的行为。

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的区别和交集，同样适用于非亲密关系。更广泛的权力文献主要关注结构权力，即社会位置造成对资源的不对称控制，例如管理者与下属。正如前文所述，结构权力不对称不能完全决定关系权力。管理者结构权力更高，更能优先考虑自身目标、忽略或保护下属；下属结构权力较低，则促使其更多配合管理者。但多数管理者仍需要合作，或希望受到尊重，因此下属通常也拥有一定程度的关系权力。与亲密关系中的权力意识形态一样，这种情境也会产生不同策略，处理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之间的冲突。

权力的社会协调理论（Fast & Overbeck 2022）也指出，结构权力（组织位置）和关系权力（该理论称为自愿性影响力，volitional influence）的区别，会决定不同的行为策略，说明我们识别的过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与我们对男性敌意及善意性别歧视的描述类似，该理论强调，拥有结构权力却缺少关系权力的人，会采取基于支配或攻击的策略，例如攻击性行为，试图获得关系权力、减轻威胁；同时拥有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则会促成基于声望的策略，例如关爱与合作，通过尊重和钦佩维持权力。社会协调理论还强调，结构权力低的人仍可能拥有关系权力，但关系权力的高低同样决定其行为。与我们对女性善意及敌意性别歧视的描述类似，低结构权力加高关系权力，会产生主动趋近行为以取得想要的结果；结构与关系权力都低，则产生被动，甚至完全放弃施加影响。

亲密关系因为涉及基本需要，而更为复杂。结构权力高的人，更受到对亲密伴侣依赖的约束；所以与非亲密关系相比，低权力伴侣有更多可以施加影响的条件。善意性别歧视说明，相互依赖迫使人协商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时，可能出现什么观念。如表1所概括，缓解结构不对称与关系需要之间冲突的一条主要途径是交换：采用依据谁被期待、或被认为理应拥有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来分配权力的意识形态。识别人们如何在不同领域分配本人及对方权力，能提供权力与社会行为研究常忽略的重要认识。

首先，同一个人在一个领域可能表现一种权力—行为联系，在另一领域表现不同联系。例如，女性善意性别歧视产生的过程（见表1）表明，低结构权力在涉及个人需要、目标和能力的结构领域，可能促进面向对方的调适及面向自身的抑制；在涉及关系需要、目标和能力的领域，却可能加强相反行为，即面向自身的趋近及面向对方的忽略，以主张预期的关系权力。在其他情境中，社会评价及行为也会随结构性或关系性目标而转换（亦见Nicolas et al. 2022）。正如组织中的个体随情境变化、结构权力不同而回应不同（Anicich & Hirsh 2017），与权力相关的行为也会在不同任务间变化：一类是由结构权力支配的角色任务，例如谁主导、谁配合任务需要；另一类是更多由关系权力支配的关系任务和人际互动，例如自信追求或主动忽略关系需要。未来理论与研究若能明确结构权力及关系权力各自相关的领域、需要和目标，就能避免出现看似不一致的发现，因为不同情境中的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可能推动不同甚至相反的行为。

其次，研究必须识别，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各应引发什么具体行为。结构权力与帮助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近期例子。Galinsky et al.（2024）表明，高本人权力加低对方权力，与低本人权力加高对方权力之间出现的许多差异，类似已知的性别差异。这些元分析结果提供了证据，说明结构权力差异可能解释男女的行为差异。一个与预期不同的模式还说明，权力可能产生不同于假定的行为。Galinsky et al.（2024）原本预期，低本人权力加高对方权力的人，以及女性，会更多帮助他人，因为他们应当顾及高权力对方，即面向对方的调适。但研究发现，表现更多帮助行为的，是高本人权力加低对方权力的人，以及男性。男性善意性别歧视涉及的权力预期和随后行为提示，这一发现可能反映性别规范：结构权力高的本人，即男性，应帮助结构权力低的关系对象，即女性（面向对方的保护；见表1）。因此，帮助，即能动地为他人提供主动援助，常可能反映对结构权力较低对象的保护；而与关系更相关的共融行为，如社会支持、合作、换位思考，可能反映对高权力对象的调适，这也与Galinsky et al.（2024）在这些变量上的结果一致。我们的分析强调，需要依据具体情境中的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明确应当出现哪一种行为。

4 结语

所有社会关系都涉及两方面的协调：依赖关系对象取得重要结果，即对方权力，以及自己需要对这些结果拥有权力或控制，即本人权力。不论双方权力的相对平衡如何，两种权力都会以不同方式促进或限制核心需要的表达与满足（见图1）。本人权力高时，可以表达并推动自己的需要和目标；本人缺少权力时，往往不得不抑制需要的表达，或通过抗争、斗争来满足需要和愿望。个体还必须顾及高权力对方的需要与偏好，却可以忽略低权力对方的需要，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这些需要。

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这些不同作用的组合，包括相对对称及不对称的组合，会形成有利或不利于关系的条件。双方共享高权力，能为健康关系提供基础：两人都可以自信地追求自身需要，同时顾及对方的需要与目标。这种双方都有权力的益处，会出现在伴侣、家庭、朋友和职业关系中。双方都感到权力低，则会促进不健康、对抗性的关系，出现压抑表达、攻击性斗争或忽略需要，伤害所有人，也包括其他家人、朋友及同事。权力不对称还可能使这些失调模式发展为更极端的抑制与忽略，例如顺从、剥削和虐待。在不同关系情境中，关系联结动机若能确保人们促进和保护彼此的需要，就能增强权力的积极结果；权力动机若推动攻击与忽略，则会出现最差的结果。

要充分理解关系权力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还需要考虑关系所在的更广泛社会结构。我们对性别意识形态的梳理说明，结构权力不对称与关系相互依赖的冲突，会促进人们采用不同观念，产生不同的本人及对方权力预期与相应行为（见表1）。竞争性的敌意观念，会推动那些抗拒失去权力的人攻击，即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也使让出权力的人顺从、接受低权力，即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合作性的善意观念则划分权力，让人在某些领域优先考虑对方需要，以换取另一些领域中自己的需要优先，即男性与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这个例子显示，权力意识形态如何出现，以处理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之间的冲突；它们也决定，在亲密关系中，人们能否取得、必须提供，或必须交换关系及个人需要的满足。

本综述表明，要推进对亲密及非亲密关系中权力的理解，需要区分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考虑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的交集，并认识竞争性及合作性意识形态如何在不同情境中推动不同的行为。许多其他社会结构因素，例如社会经济阶层、族裔或种族、文化，会提供或限制结构权力，如收入、教育、职业机会和社会资本的获取；它们也很可能影响亲密及其他社会关系中权力的水平、预期分配与表达。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发生冲突时，人们可能倾向采用竞争性意识形态，抗拒失去权力，或接受让出权力。更常见的是，人们会采用在双方之间划分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的合作性意识形态；具体领域中谁被期待拥有权力，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我们希望，图1与表1呈现的权力和行为过程，能为进一步理解多样社会关系及情境中，人们如何处理关系联结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提供基础。

总结要点

  1. 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每个人都有一定能力影响对方，也都受到对方关系权力的影响
  2. 本人权力高时，可以自信地表达和推动自己的需要与目标（面向自身的趋近）；本人权力低时，则不得不压下需要与目标（面向自身的抑制），或通过攻击、操纵来争取它们（面向自身的抗争）
  3. 对方权力高时，会促进对其需要与目标的支持和顾及（面向对方的调适）；对方权力低时，本人不必同样考虑对方的需要与目标（面向对方的忽略），却也可能产生保护对方的义务感（面向对方的保护）
  4. 对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作出的不同行为回应，会组合起来，在双方权力对称或不对称时产生重要后果
  5. 关系权力中的相互依赖，与结构权力中的不对称，例如男女经济及政治权力差异，发生冲突，会推动规定亲密关系内外谁应该拥有权力的意识形态
  6. 为结构权力不对称辩护的竞争性、敌意观念，可以推动攻击，争回感知到失去的关系权力（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或使人接受低权力、抑制表达（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
  7. 合作性意识形态划分或交换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结构权力较高的人，可能接受对方在关系内的权力，却忽略对方在关系之外的个人需要（男性的善意性别歧视）；结构权力较低的人，可能顾及对方在关系之外的个人需要，却觉得自己理应专注自身需要，并忽略对方的关系内需要（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
  8. 权力意识形态体现了协调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冲突的不同策略；这些策略决定，在亲密及非亲密关系中，人们能取得、必须提供，或必须交换哪些关系与个人需要的满足

未来问题

  1. 只测量权力不对称的方法，应扩展为评估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各自的作用、后果及相加组合
  2. 在不同关系情境中应用这一思路，很可能会发现，亲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与非亲密的等级关系中，本人权力及对方权力会产生相似行为
  3. 未来研究应评估，关系权力不对称是否，以及在何时，会产生额外的行为，或格外有害的双方行为组合
  4. 理论与实证工作需要区分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包括探索不同意识形态如何影响本人及对方权力的预期，以及关系内外的相关行为回应
  5. 未来理论与研究应认识到，常见意识形态依据谁被期待拥有结构权力、谁被期待拥有关系权力来分配权力。这样才能识别不同情境中，对预期权力作出的不同、有时相反的行为回应
  6. 本综述为后续必要研究提供了基础：考察提供或限制结构权力的社会结构因素，例如社会经济阶层、种族或族裔、文化，以及收入、教育、职业机会和社会资本的获取，如何影响社会关系内权力的预期分配和表达

利益披露声明

据作者所知，没有任何可能被认为影响本综述客观性的任职关系、成员身份、资助或金融资产持有。

致谢

我们感谢协作者对本综述理论框架和实证基础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Emily Cross、Auguste Harrington、Jon Maner、Chris Sibley与Nina Waddell。

参考文献

以下148条书目保留出版者官方页面的原始英文信息，与作者—年份正文引用对应。原PDF采用字母排序，官方HTML提供编号；本稿沿用官方编号以便核对。书目本身有些页码形式不常见，未自行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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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心理学年度综述

刊物介绍 · 编辑补充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是心理学里有分量的年度综述刊物，1950年创刊，覆盖认知、发展、社会、人格等多个方向。它由领域研究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选择重要议题并邀稿，再检查证据覆盖、引用代表性和论述是否平衡，必要时请外部专家评阅。它适合用来了解一个问题发展到哪里、哪些发现较稳定、哪些仍有争论。这篇文章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整合视角，具体结论的强弱还要连同底层研究来看。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心理学年度综述 (在新页面打开)

首次在线是2025年的Review in Advance，正式卷期引用使用2026年第77卷。早期13.1–13.29为advance占位分页，正式稿用393–421。

关系权力

在关系中，一个人感知到自己能够影响重要结果的程度。 它可以来自对方对资源、支持、接受或其他结果的依赖；不能只用社会职位或想掌权的程度替代。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本人权力

正在分析其行为的那个人，感知到的关系内影响能力。 本人是分析视角，和论文作者不是同一个意思。它与对方权力需要分别测量。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对方权力

关系另一方在关系中的控制与影响能力，本文关注相应的主观体验与预期。 本人对对方重要结果的依赖会赋予对方权力；双方都可能拥有影响能力。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结构权力

来自社会或组织中资源、角色、地位与机会分配的权力。 本文区分关系内的影响与关系外结构条件，并考察二者如何分领域安排。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相互依赖

双方的结果受彼此选择共同影响。 这让照顾对方需要和实现自身目标成为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不能只看两个人各自的特征。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权力不对称

双方影响重要结果的能力不相同。 这是权力分布描述，本身不判定哪一方有道德问题；要再看具体资源、行为与后果。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关系联结动机

想获得、维持或表达关爱、安全感与积极重视的动机。 图1用它与权力动机一起说明行为反应的类型和强度，不把它当成16暗影的一项轴分数。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权力动机

想获得、维持或表达影响能力与权力的动机。 想拥有权力和已经拥有多少权力是不同问题；文章也不把所有权力动机等同于伤害。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趋近

更主动地表达并追求自己的需要与目标。 这里是心理学行为取向，不是指身体距离的靠近。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抑制

压下可能带来不利后果的表达或行动。 在本文中，低权力者可能因此较少表达自身需要，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这些需要。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抗争

为争取自身需要或恢复影响能力而回应。 本文具体讨论攻击、操纵等抗争方式；这个分支不代表任何争取权利的行为都是攻击。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调适

顾及对方需要，调整自己的回应。 它描述互动中的回应方式；评价时仍要看具体要求、双方意愿和后果。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能动性与共融性

能动性关注自己的目标与影响，共融性关注联结与他人。 论文用这一模型讨论行为更面向自身还是面向对方。它不是本站利／权或谋／压的换名。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敌意性别歧视

以贬损、敌对的看法评价女性，并为男性更高权力辩护的信念。 本篇讨论男性与女性持有针对女性的敌意观念，女性部分还包括贬损被视为威胁自身关系的其他女性；不把它当所有人的共有属性。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善意性别歧视

表面上尊崇或保护女性，同时支持传统性别角色与不平等权力的观念。 善意是这一构念的惯用名，指友善或保护的表面语气，不能据此认定所有结果都有利。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家长式保护

以保护为由替他人安排选择或限制其机会。 本文讨论这种安排如何在满足关系内需要的同时，影响对方关系外的自主与发展。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权力意识形态

关于谁应拥有权力、权力应怎样分配的观念。 它会影响对自身和对方权力的期待，可能把既有安排合理化；文章用性别观念作例子。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叙述性整合综述

把已有研究放在一起梳理，提出解释框架的文章。 本篇没有系统检索全流程或汇总效应量，不称元分析，也不把148条引用称为148次独立验证。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术语解释
关系权力
在关系中，一个人感知到自己能够影响重要结果的程度。 它可以来自对方对资源、支持、接受或其他结果的依赖；不能只用社会职位或想掌权的程度替代。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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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权力
正在分析其行为的那个人，感知到的关系内影响能力。 本人是分析视角，和论文作者不是同一个意思。它与对方权力需要分别测量。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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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权力
关系另一方在关系中的控制与影响能力，本文关注相应的主观体验与预期。 本人对对方重要结果的依赖会赋予对方权力；双方都可能拥有影响能力。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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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权力
来自社会或组织中资源、角色、地位与机会分配的权力。 本文区分关系内的影响与关系外结构条件，并考察二者如何分领域安排。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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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赖
双方的结果受彼此选择共同影响。 这让照顾对方需要和实现自身目标成为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不能只看两个人各自的特征。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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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不对称
双方影响重要结果的能力不相同。 这是权力分布描述，本身不判定哪一方有道德问题；要再看具体资源、行为与后果。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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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联结动机
想获得、维持或表达关爱、安全感与积极重视的动机。 图1用它与权力动机一起说明行为反应的类型和强度，不把它当成16暗影的一项轴分数。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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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动机
想获得、维持或表达影响能力与权力的动机。 想拥有权力和已经拥有多少权力是不同问题；文章也不把所有权力动机等同于伤害。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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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近
更主动地表达并追求自己的需要与目标。 这里是心理学行为取向，不是指身体距离的靠近。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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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
压下可能带来不利后果的表达或行动。 在本文中，低权力者可能因此较少表达自身需要，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这些需要。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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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
为争取自身需要或恢复影响能力而回应。 本文具体讨论攻击、操纵等抗争方式；这个分支不代表任何争取权利的行为都是攻击。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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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适
顾及对方需要，调整自己的回应。 它描述互动中的回应方式；评价时仍要看具体要求、双方意愿和后果。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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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性与共融性
能动性关注自己的目标与影响，共融性关注联结与他人。 论文用这一模型讨论行为更面向自身还是面向对方。它不是本站利／权或谋／压的换名。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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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意性别歧视
以贬损、敌对的看法评价女性，并为男性更高权力辩护的信念。 本篇讨论男性与女性持有针对女性的敌意观念，女性部分还包括贬损被视为威胁自身关系的其他女性；不把它当所有人的共有属性。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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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性别歧视
表面上尊崇或保护女性，同时支持传统性别角色与不平等权力的观念。 善意是这一构念的惯用名，指友善或保护的表面语气，不能据此认定所有结果都有利。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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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式保护
以保护为由替他人安排选择或限制其机会。 本文讨论这种安排如何在满足关系内需要的同时，影响对方关系外的自主与发展。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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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意识形态
关于谁应拥有权力、权力应怎样分配的观念。 它会影响对自身和对方权力的期待，可能把既有安排合理化；文章用性别观念作例子。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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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性整合综述
把已有研究放在一起梳理，提出解释框架的文章。 本篇没有系统检索全流程或汇总效应量，不称元分析，也不把148条引用称为148次独立验证。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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