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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里的权力需要同时看两个人

一段关系里，你能左右哪些要紧的结果，伴侣又能左右哪些？这篇综述把两个人的关系权力分开来看，再追问关系之外的资源、地位和社会观念，是怎样渗进关系里来的。

更新于 2026.10.20
据原文Figure 1中文重绘的本人及对方权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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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里的权力需要同时看两个人

简单总结

一段关系里，你能左右哪些要紧的结果，伴侣又能左右哪些？这篇综述把两个人的关系权力分开来看，再追问关系之外的资源、地位和社会观念，是怎样渗进关系里来的。

作者的框架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自己的权力，影响一个人怎样表达和争取自己的需要；伴侣的权力，影响他怎样回应对方的需要。 亲密、安全、关照与掌控这些动机也在起作用，所以同样的权力条件下，人的回应可以很不一样。

原文：Nickola C. Overall、Matthew D. Hammond，2026，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77:393–421；2025年9月3日首次在线。官方正文。下方是完整的主文译文和全部图表信息。

这篇综述怎样组织证据

文章把亲密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研究放在一起，主要讨论近十年来亲密关系方面的证据。它属于叙述性的整合综述，目的是提出并扩展理论框架；它没有把各项研究的效应合成一个数值，也没有给出系统检索的完整纳入流程。148条参考文献里有实验、相关研究，也有理论和综述。

读这篇文章，先要分开四样东西：自己在关系中的影响力，伴侣在关系中的影响力，关系之外的结构性资源与地位，以及双方怎样理解这些权力。文中的“关系权力”主要指一个人觉得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要紧的结果，这和想不想掌权是两回事。

三个阅读重点

  • 自己权力低，可能让人不敢开口，也可能逼出为争取需要而起的抗争；自己权力高，表达和行动的余地就大。具体怎么回应，还要看动机和情境
  • 伴侣权力高，可能促使人去顾及对方的需要；伴侣权力低，可能给忽视和利用留出空间，也可能让人担起照顾和保护的责任。作者把这些写成可能的分支，没有写成人人都会走的规则
  • 关系内的权力和关系外的结构权力，可以分领域安排。文章以敌意性和善意性性别歧视为例，讨论观念怎样支撑争权、退让，或者拿一个领域的让步去换另一个领域的保障

与16暗影框架的关系

关系里的权力来自哪里：可以把“谁控制要紧的结果”问得更具体。两个人都可以各有影响力，用不着一高一低。

M01 共谋与争位：看双方各自依赖什么、谁能给出或卡住关键结果，以及合作的安排有没有给两个人的需要都留出表达的空间。

目标轴 利与权：这篇研究有助于把实际影响力和想保有决定权的倾向区分开。本站的目标轴讨论的是实际所得与决定权不能兼得时怎么取舍；文章没有直接测量这种取舍，关系权力的高低也判不出一个人的类型。

阅读时注意

底层证据里有不少自陈、相关和观察研究，部分机制仍属理论解释，或是有待检验的方向。性别意识形态的例子有它的文化、性取向与群体范围，说的是这些研究里的人群。

图1是作者的理论模型，中文重绘按原文的分支呈现；表1保留了四组观念和五个比较维度。图表用来帮助读懂框架，预测不了某段具体关系，也测不出16暗影类型。

来源与许可

原文采用CC BY 4.0。前半部分是16暗影写的总结与关系说明，后半部分是非官方中文译文；翻译和图表的中文化属于改编，原作者与期刊没有审定本译文。图1保留了“扩展自Overall等2023年模型”的来源说明，框架归属原作者。

论文完整中文译文

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与意识形态

原文与译读说明

Nickola C. Overall 与 Matthew D. Hammond。Power and Ideology in Close Relationship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26，77：393–421。DOI：10.1146/annurev-psych-012325-032022。

本稿依据出版者正式版29页主文翻译，保留全部分节、图1的图内文字与完整图注、表1全部内容、总结要点、未来问题、声明、致谢和148条英文参考文献。图1按原文全部标签与分支关系用中文重绘了概念图，没有复用原图像素。参考文献保留英文，便于检索。下文的“我们”指原文作者；译者说明与原文分开标注。

原文©2026作者，采用CC BY 4.0许可。此稿为非官方中文翻译，语言和版式有所调整，原作者与出版方未审定。图1、表1的来源及原作者引用均已保留；这份许可只覆盖本文，被引论文的其他材料另有各自的版权。

作者与单位

Nickola C. Overall¹，Matthew D. Hammond²

  1. 奥克兰大学心理学院，Auckland，New Zealand；电子邮件：n.overall@auckland.ac.nz
  2.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心理学院，Wellington，New Zealand

正式卷出版日期：2026年1月20日。提前在线发表日期：2025年9月3日。期刊网站：psych.annualreviews.org。

原文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2026作者。本文采用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允许在任何媒介中不受限制地使用、分发和复制，条件是对原作者和来源作适当署名。本文图像及其他第三方材料的许可信息，请查看相应署名与版权说明。

关键词

相互依赖；关系权力；结构权力；权力不对称；敌意性别歧视；善意性别歧视。

摘要

本综述说明，个体自己在关系中的权力（本人权力）和伴侣的权力（对方权力），会分别影响亲密关系中的不同行为。本人权力高，人就能推动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本人权力低，人要么压下自己的需要，要么靠攻击、操纵去争取。面对高权力的伴侣，人不得不顾及对方的需要；面对低权力的伴侣，人可能置之不理，也可能觉得有责任保护对方。关系之外的结构权力不对称会催生意识形态，这些观念又塑造人们怎样看待关系内的权力、抱有什么预期、作何回应。以性别意识形态为例：竞争性的观念（敌意性别歧视）会让争夺权力的人诉诸攻击，也让让出权力的人压抑自我表达；合作性的观念（善意性别歧视）则把权力分领域划开，让人在某些领域顾及伴侣的需要，在另一些领域忽略这些需要。我们主张，研究者应当同时考虑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权力的对称与不对称，以及竞争性与合作性的意识形态。

目录

  1. 引言 原文第394页
  2. 关系权力 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产生不同的行为 原文第395页
  • 2.1 本人在关系中的权力 抑制还是追求自身需要与目标 原文第397页
  • 2.2 对方在关系中的权力 顾及还是忽略对方的需要与目标 原文第399页
  • 2.3 启示 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的不同作用如何组合 原文第401页
  1. 权力意识形态 对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的预期 原文第403页
  • 3.1 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 争夺权力 原文第404页
  • 3.2 男性的善意性别歧视 划分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 原文第406页
  • 3.3 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 以结构权力换取关系权力 原文第407页
  • 3.4 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 接受低权力位置 原文第408页
  • 3.5 启示 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都重要 原文第409页
  1. 结语 原文第411页

1 引言

在社会关系里，想维持联结和想保有权力，这两种需要常常互相打架。我们要靠别人来满足基本需要，因此有强烈的动机维持社会关系（Kelley & Thibaut 1978，Rusbult & Van Lange 2003）。可这种依赖也给了别人影响我们的能力：我们越要靠某个人提供重要的需要和资源，对方就越能左右我们，去实现他们自己的需要和目标（Fiske & Berdahl 2007，Galinsky et al. 2015，Keltner et al. 2003，Rucker et al. 2018）。所以，日常社会生活总在同时处理两件事：一边在想维持或不得不维持的关系里调节依赖，保住联结；一边围绕自身需要和目标的控制权讨价还价，保住权力。

亲密关系是研究这种冲突的重要场景。爱与支持之类的基本需要能否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伴侣怎么做、投入多少；反过来，伴侣也高度依赖我们（Kelley & Thibaut 1978，Rusbult & Van Lange 2003）。相互依赖意味着，亲密关系里的两个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方，也都受对方权力的影响，合作与竞争行为因此用得更多，后果也更重。下文会谈到，我们在关系中权力较低时，可能只好压下自己的需要和目标，也可能用攻击来争取权力。伴侣的关系权力较高时，我们可能得先照顾他们的需要和目标；伴侣权力较低时，我们可能更容易忽略他们的需要，也可能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他们。我们怎样回应自己和伴侣的权力，一看维持关系与获得权力这两种动机哪个更强，二看我们认为谁应当掌权、谁应当让权。

本综述整合亲密关系与非亲密关系中的理论和研究，说明权力与行为之间的这些联系。我们提出一个模型，梳理本人关系权力和伴侣关系权力怎样分别引出不同的行为，这些行为又怎样受关系联结动机和权力动机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关系权力会带来什么行为，不一定取决于谁的权力比谁高。不过，社会关系嵌在更大的社会结构里，而这个结构本身就存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对称。我们以性别为例，讨论亲密关系中的相互依赖怎样与结构权力的不对称发生冲突，进而生出不同的权力意识形态，规定关系内外的权力应当怎样分配、怎样表达（Glick & Fiske 1996，2001）。从性别意识形态如何塑造亲密关系，可以看出关系权力和结构权力之间的重要区别与交集：两者带来不同的权力预期，进而影响关系中的行为。本文聚焦亲密关系，但这里梳理的原则和进展，也有助于理解各类社会关系中权力怎样影响行为。

2 关系权力 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产生不同的行为

关系权力，指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重要结果、影响关系对象（Anderson et al. 2012，Simpson et al. 2015）。它决定人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是必须先照顾对方的需要和目标。谁能表达自己的需要、谁的需要优先，是各类权力理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按照趋近—抑制理论（Keltner et al. 2003），低权力者必须提防来自高权力对象的威胁，于是收敛行为，以免招来自己无法控制的坏结果；高权力者进入社会情境时则少有顾忌，因为一旦出现威胁，他们有能力左右局面。能动性—共融性模型（Rucker et al. 2012，2018）同样强调低权力者处境脆弱：他们不得不留意并照顾高权力对象的需要（亦见Fiske & Berdahl 2007）；高权力者则可以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去想、去做，不必同样顾及对方。

这些理论和其他许多权力理论都强调权力不对称：依赖更多的一方难以影响权力更高的一方，需要也就更难得到满足，好结果多落在高权力方。这种经典描述突出的是零和冲突：对方多一分权力，自己就少一分，反之亦然。可是从社会关系的基本条件来看，零和视角低估了权力对社会行为的广泛影响。首先，社会互动中很少出现悬殊的权力差距。研究者评估了伴侣、家人、朋友与同事之间的数千次日常互动，发现约70%至75%的互动里双方权力大致平等，一方极高、一方极低的情况非常少（Columbus et al. 2021，Smith & Hofmann 2016）。而且，不论人们把一次互动看作平等还是不平等，他们感知到的关系权力都在独立变化，并独立影响情绪、动机和关系质量（Smith & Hofmann 2016）。

其次，亲密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双方都高度依赖对方，因而既影响彼此的结果，也关心彼此的结果（Kelley & Thibaut 1978）。所以双方感知到的权力通常正相关，而不像始终零和的关系那样负相关（Columbus et al. 2021；Farrell et al. 2015；Hanna-Walker et al. 2024；Körner & Schütz 2024；Körner et al. 2022，2025；Langner & Keltner 2008；Overall et al. 2023）。不过这种正相关并不强，因为一段关系可能处在几种状态：双方权力都高，都能控制和影响重要结果；双方权力都低，都难以控制和影响重要结果；或者双方权力不同，本人高于伴侣，或伴侣高于本人（Hanna-Walker et al. 2024，Overall et al. 2023）。

第三，不论双方关系权力相近还是悬殊，本人权力和伴侣权力在亲密关系中带来的行为后果都不一样。本人权力低，会迫使人收住可能招致坏结果的行为，伴侣权力高低都是如此（如Overall et al. 2023）。伴侣权力高，也会限制本人的选择和行为，促使本人顾及伴侣，本人权力高低同样如此（如Körner et al. 2022，Overall et al. 2023）。

本节说明本人关系权力和对方关系权力分别怎样影响亲密关系中的行为。近期另有一些综述，或聚焦亲密关系以外的权力（如Anicich & Hirsh 2017，Fast & Overbeck 2022，Guinote 2017，Rucker et al. 2018），或全面梳理亲密关系中权力的来源及其对关系评价的影响（Agnew & Harman 2019，Dunbar 2015，Kim et al. 2019，Simpson et al. 2015）。我们在一个新近权力模型（Overall et al. 2023）的基础上加以扩展，整合亲密与非亲密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找出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各自可能引出哪些类型的行为。

图1概括了这两种权力怎样引出面向自身和面向对方的不同行为。图的左侧是本人权力的作用：本人对重要结果有多大控制力，影响本人在关系中怎样满足自己的需要、追求自己的目标。本人权力低时，只能压下需要和目标，或靠攻击、操纵去争取，这就是面向自身的抑制或抗争；本人权力高时，就能自信地表达并推动自己的需要和目标，即面向自身的趋近。

图的右侧是对方权力的作用：对方控制重要结果的能力，决定本人在多大程度上必须关注、或可以不理会对方的需要和目标。对方权力高，会促使本人支持并顾及对方的需要和目标，以换取对方掌握的重要结果，即面向对方的调适。对方权力低时，本人不必同样顾及对方，可能忽略甚至利用对方，即面向对方的忽略；但对方权力低，也可能让本人觉得有责任照顾和保护对方，即面向对方的保护。图的上方标明，人面对本人或对方权力时做出什么行为、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两类动机的相对强弱：一类是获取、维持或表达关爱、安全感与积极重视的动机（关系联结动机），一类是获取、维持或表达权力的动机（权力动机）。

下文逐项说明图1“本人及对方权力模型”各条原则的理论和实证依据。我们参考了亲密关系以外的权力理论与综述，但主要梳理过去十年研究亲密关系内部权力的工作。我们还会讨论，本人与对方权力引出的行为回应怎样随关系联结动机和权力动机而不同，以及这些回应对关系质量和幸福感有什么后果。这里讨论的许多研究并没有清楚区分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只要其方法或发现与明确区分两者的研究一致，我们也一并纳入，最后再根据支持这一区分的证据讨论方法上的启示。我们也会说明，这一区分怎样帮助理解其他社会关系，包括图1中的行为怎样组合起来，在本人与对方关系权力大致对称或不对称时影响结果。

图1 本人及对方权力模型

据原文Figure 1中文重绘的本人及对方权力模型
据原文Figure 1中文重绘的本人及对方权力模型 · 中文概念/流程重绘。完整中文图注与标签对照见下方正文。

以下为原图全部标签的中文转写，按原图的分支关系排列。原图不是数据曲线；它呈现理论模型。原图来源为本篇Figure 1，模型和图均扩展自Overall et al.（2023）。

  • 图上方：关系联结动机与权力动机。动机调节对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作出回应时，行为的类型与强度
  • 图左侧：本人的关系权力
  • 本人权力高：面向自身的趋近。表达并推动自己的需要与目标
  • 本人权力低：面向自身的抑制或抗争。压下、争取，或请求满足自己的需要与目标
  • 图右侧：对方的关系权力
  • 对方权力高：面向对方的调适。支持并顾及对方的需要与目标
  • 对方权力低：面向对方的忽略或保护。忽略或保护对方的需要与目标

图注完整译文：本人及对方权力模型。本模型指出，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是不同的，对社会行为有不同作用。模型和图扩展了Overall et al.（2023）提出的模型与图。模型整合各类权力理论的关键原则，说明面对本人关系权力与对方关系权力时，可能出现不同类型的行为。其中包括趋近与抑制行为（趋近—抑制理论强调的区别；Keltner et al. 2003），以及面向自身与面向他人的行为（能动性—共融性模型强调的区别；Rucker et al. 2012）。本人关系权力决定本人能否，以及如何追求自己的需要和目标（面向自身的趋近、抑制或抗争；图左侧）。对方关系权力决定本人是否必须关注，或可以忽略，对方的需要和目标（面向对方的调适、忽略或保护；图右侧）。关系联结动机与权力动机（图上方）塑造面对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时，不同行为的类型与强度。图中这些不同的行为可以相加组合，对双方权力对称或不对称的关系产生重要后果（亦见下文表1）。

2.1 本人在关系中的权力 抑制还是追求自身需要与目标

如图1左侧所示，本人的权力决定本人怎样对待自己的需要和目标。低权力者只好压下自己的需要和目标（面向自身的抑制），或用攻击和操纵去抗争、争取（面向自身的抗争）；高权力者则能自信地追求它们（面向自身的趋近）。

2.1.1 本人权力低

本人权力低，意味着对要紧的结果缺少控制，坏结果来了也无力应付。这会推动一种预防取向：时刻留意并避开负面结果，包括收住那些可能招来自己无法控制的后果的行动（Keltner et al. 2003；见图1）。在伴侣可能不满、拒绝或惩罚的情境里，低权力者尤其容易感到威胁，比如压力、不安全感和焦虑，并试图靠收敛行为来降低威胁。因此，凡是考察伴侣协商利益冲突或表达支持需要的研究，都一致发现低权力者更会把负面的想法和感受憋在心里（Alonso-Ferres et al. 2021，Overall et al. 2023，Pietromonaco et al. 2021；亦见Catterson et al. 2017，Lemay & Dobush 2015，Worley & Samp 2016）。

低权力也可能激起抗争，试图扭转不想要的结果，找回一些控制感（见图1）。其中危害较大的一种，是用攻击强行换来想要的结果，或者重新证明自己还有些权力。在伴侣冲突、需要伴侣支持这类风险较高的情境中，本人权力较低与更多针对伴侣的批评、贬低和敌意有关（Cross et al. 2019，Harrington et al. 2021，Overall et al. 2016，Sagrestano et al. 1999）。觉得自己左右不了伴侣的人，还可能用操纵来达到目的，比如夸大自己受的伤，搬出伴侣的爱与义务，让伴侣内疚（Overall 2019，Overall et al. 2014）。

低权力者是规避风险（抑制）、靠斗争夺权（攻击），还是向伴侣打感情牌（操纵），取决于他们更看重关系联结还是权力（见图1中动机的调节作用）。想在关系中获得或维持安全感、关爱与积极重视的人，比如非常看重照顾者角色、或特别渴望被伴侣接纳的人，更可能收敛行为，或转而操纵（Jayamaha et al. 2016，Overall et al. 2014，Pietromonaco et al. 2021）。更想获得、维持或展示权力的人，比如觉得自己必须有权、也必须显出有权的人，更容易诉诸攻击（Harrington et al. 2021；Overall et al. 2016，2021；亦见Williams et al. 2017）。

这些应对低权力的办法都有代价。收敛行为也许能避开坏结果，自己的需要却始终没人处理，预示着关系满意度和幸福感下降（Cameron & Overall 2018）。攻击和操纵也许能一时逼对方让步，最终却会伤及关系联结和本人的权力，因为伴侣往往以同样有害的方式回敬（Liu et al. 2018，Overall et al. 2011），对关系也越来越不满意，承诺越来越低（Hammett et al. 2018，Kanter et al. 2022，Overall et al. 2014）。所以，低权力常逼人在关系联结和权力之间二选一：要么先保住关系里的安全感、关爱和重视，代价是自己的需要落空；要么用当下就能强加意愿的手段，代价是伤了伴侣和关系。

2.1.2 本人权力高

本人权力高的人，不会面临关系联结与权力之间的这种冲突或取舍。他们能影响伴侣的想法和感受，出了问题也有办法处理，所以不必靠防范威胁或强迫对方来获得影响力（Simpson et al. 2015）。能控制结果，他们就能自信地表达和推动自己的需要与目标（见图1）。亲密关系以外的理论和证据也强调这一点：被安排在高权力位置上的人，更会关注并追求自己的目标（Galinsky et al. 2015，2024；Guinote 2017；Rucker et al. 2018）。这种趋近取向在有风险的亲密互动中同样可见。高权力者觉得自己更能应对关系中的难题（Gresham et al. 2023）；面对伴侣的拒绝或敌意，感到的威胁和负面情绪更少（Kuehn et al. 2015）；他们会直接、建设性地沟通，比如说出自己的想法、权衡各种解决办法的利弊，从而有效影响伴侣（Farrell et al. 2015）。能自信地表达和追求需要与目标，很可能正是本人权力较高与关系满意度、个人幸福感较高相关的原因（Kifer et al. 2013；Körner & Schütz 2021，2024）。

对高权力的传统描述提醒我们，人可能借影响力满足自己的目标和欲望，牺牲伴侣的需要（Galinsky et al. 2015，2024）。高权力确实给了人推进自身目标的机会，但只有当这些目标本身与伴侣相冲突时，伴侣才会因此受损。关系联结动机和权力动机影响低权力者怎样应对影响力的缺失，同样也塑造高权力者追求目标的方式（Côté et al. 2011，Gordon & Chen 2013）。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里，关系联结目标尤其要紧，因为与伴侣保持亲近、合作，正是满足自身需要的关键（Kim et al. 2019）。所以在承诺程度较高的关系中，高权力者往往做出有利于关系的行为，比如在冲突中更多协商、妥协、调适、宽恕和表达爱意（Farrell et al. 2015，Körner et al. 2022，Overall et al. 2023；亦见Karremans & Smith 2010）。高权力者的伴侣往往对关系更满意，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也在于此：高权力者能自信地经营关系联结，由此建立起亲密与亲近（Körner & Schütz 2021，2024）。

权力动机更强的人，包括想维持或扩大对伴侣权力的人，更容易用敌对、冷漠的方式施加影响，伤害伴侣（Cross et al. 2019，Kim et al. 2019，Körner et al. 2024，Murphy et al. 2022）。本人权力高，还会让一些原本受相互依赖约束的反社会倾向显露出来，例如特质性愤怒、特权感和不宜人性（Lemay & Dobush 2015，Sizemore & Baker 2024）。表现支配、自私地追求目标，也许能一时得到想要的结果，却会降低伴侣的满意度和双方的关系质量，反过来妨碍关系联结需要的满足（Körner et al. 2024）。在亲密关系以及大多数长期关系里，高权力者同样要靠对方取得要紧的结果，所以仍得在权力和关系联结之间求平衡。下文会谈到，这种依赖把权力交到了对方手里，促使本人合作、顾及对方的需要。

2.2 对方在关系中的权力 顾及还是忽略对方的需要与目标

如图1右侧所示，对方的权力决定本人怎样回应对方的需要和目标。对方权力高，会促使本人支持并顾及这些需要与目标（面向对方的调适）；对方权力低，本人则可以不予理会（面向对方的忽略），也可能生出保护对方的责任感（面向对方的保护）。

2.2.1 对方权力高

本人越依赖对方提供重要结果，对方奖励和惩罚本人的能力就越强（Kelley & Thibaut 1978，Rusbult & Van Lange 2003）。如图1所示，依赖会促使本人顾及高权力对方的需要和目标。这样做应当能让本人更稳地得到要紧的结果，因为它能维系对方的好感，激发对方的亲社会动机，让关系延续下去（Rucker et al. 2012；亦见Fiske & Berdahl 2007，Keltner et al. 2008）。在亲密关系以外，无论是赋予互动对象权力，还是让参与者回忆对方掌握高权力的经历，结果都显示，对方权力高会引出更多换位思考、感激和帮助（Anicich et al. 2022；Blader et al. 2016；Galinsky et al. 2006，2024；Rucker et al. 2011，2018）。在持续的关系里，启动或感知到对方权力较高，也预示着更多换位思考，以及更多采纳对方的目标（Gordon & Chen 2013，Laurin et al. 2016）。

当重要结果悬而未决，比如出现利益冲突，或双方要平衡照顾与支持的需要时，本人最应当顾及高权力对方的需要。认为伴侣权力更高，与更多为伴侣牺牲、更多宽恕伴侣有关（Körner et al. 2022，Righetti et al. 2015）；人们也倾向优先考虑高权力伴侣的目标，听从对方的避孕决定，跟着对方的生活方式走，例如物质使用行为（Cornelius et al. 2016，Laurin et al. 2016，VanderDrift et al. 2013）。对方权力较高，还预示着冲突和支持互动中更多的共融行为，包括表达更多关爱和支持、把对方的需要放在前面（Overall et al. 2023）。

支持伴侣的目标、牺牲自身利益、在冲突中顾及伴侣的需要，都有助于维持令人满意的伴侣关系（Falconier et al. 2015，Kanter et al. 2022，Righetti et al. 2020）。但牺牲和调适也可能赔上本人的幸福感，尤其当伴侣不领情、或没有同样积极地回应，使本人的关系联结需要落空时（Baker et al. 2013，Righetti et al. 2020）。关系联结动机和权力动机孰强孰弱，会影响本人是否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之上。过分看重关系联结的人，可能牺牲过多，自己付出代价（Righetti et al. 2020，2022）。不信任、怨恨伴侣权力的人，则可能干脆退出互动来限制对方的权力，不肯被迫配合，这个过程同样伤害关系（Haydon et al. 2020，Körner et al. 2025，Overall 2018）。最有效的做法，是一边支持高权力伴侣的需要、维系关系，一边不让对方占自己便宜，比如真心顾及对方，同时合理地期待对方有所回应（如Russell et al. 2018）。这种做法在亲密关系中也许格外管用，因为下文会谈到，即便一方权力不足——有时恰恰因为权力不足——伴侣也会觉得自己愿意、也有责任给予关爱、做出共融行为。

2.2.2 对方权力低

本人越不依赖对方，对方能控制的要紧结果就越少，本人也就越不必在意对方的利益、需要和目标（见图1）。忽略低权力伴侣的常见表现包括：较少牺牲和宽恕，较少顾及伴侣的目标与性欲，在冲突和日常生活中较少把伴侣的需要放在前面（Körner et al. 2022，Laurin et al. 2016，Overall et al. 2023，Righetti et al. 2015）。这些行为都会损害伴侣的关系质量和幸福感（Le et al. 2018）。忽略还可能升级为虐待。根据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Magee 2020）以及亲密关系以外的证据（Galinsky et al. 2024，Lammers et al. 2012），本人不太需要考虑低权力伴侣时，可能与对方拉开心理距离，进而无视其需要、忽略或贬低对方，把对方只当作满足自身需要的工具，也就是物化或剥削。否认亲密伴侣的需要、价值和作为人的属性，会损害伴侣的健康与幸福感，也是情绪、身体及性虐待的风险因素（Karantzas et al. 2023）。

在许多关系情境里，人们也会觉得有责任保护权力较低的一方。亲密关系以外的研究提示，身居权力位置往往会增强责任感（Smith & Hofmann 2016），这种责任感让人对低权力者少些自利、多些体谅（Scholl et al. 2022）。在亲密关系中，对方权力低也常引出保护性的回应，比如把可能伤到低权力伴侣的想法和感受咽下去（Overall et al. 2023，Worley & Samp 2016）。同样，当人预料某次互动可能伤到缺乏安全感、通常权力也较低的伴侣时，常会感到威胁（Peters et al. 2019），于是藏起负面感受、表达关爱，好让伴侣少受伤害（Lemay & Dudley 2011）。低权力伴侣用让人内疚的手段凸显本人的关系义务时，本人保护伴侣的责任感也会加强（Overall 2019，Overall et al. 2014）。

总之，对方权力低，会让本人不那么主动去成全对方的需要和目标（面向对方的忽略）；由此拉开的关系距离，可能带来无视对方需要，乃至物化、剥削和虐待的风险。同时，对方权力低也常唤起责任规范和保护对方的义务感，促使本人约束伤害性的行为（面向对方的保护）。是忽略的风险更大，还是保护行为更多，取决于本人的关系联结动机和权力动机（见图1）。在亲密关系以外，较强的相互依赖取向和对他人的关注，会提高人们照顾低权力者的责任感（Foulk et al. 2020，Scholl et al. 2022）。多数亲密关系中这种关系取向很可能较强，因而促进保护，减少对低权力伴侣的伤害性忽略。可如果没有动力去支持低权力伴侣具体的需要和目标，保护也可能变成居高临下的照顾：看上去在支持，其实把伴侣的需要晾在一边（Fiske & Berdahl 2007；详见下文3.2节）。保护低权力伴侣的责任也可能成为负担：怨恨照顾义务的人，较少积极回应低权力伴侣（Jayamaha et al. 2016，Overall 2019）。此外，缺乏共情动机或共情能力的人，比如具有黑暗三联征特质的人，更可能利用低权力伴侣来满足自己，虐待和伤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White et al. 2024）。

2.3 启示 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的不同作用如何组合

图1中的区分说明，与权力有关的行为并不只来自权力不对称，甚至主要不是来自权力不对称。只评估不对称的方法，会漏掉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各自影响社会行为的途径。例如在亲密关系以外，研究常这样操纵低权力：把任务结果的控制权交给互动对象，让参与者处于从属位置、无法控制任务结果（Galinsky et al. 2015，2024）。这类操纵通常被理解为通过本人的关系权力感来影响行为（Galinsky et al. 2015），但结果可能来自本人权力低、对方权力高，或两者共同作用。另一种常用的启动方法，是让参与者回忆别人有权支配自己的经历（Rucker et al. 2011，2018）。它最可能产生的是对方权力高的效应，这与上文的启动研究一致，但也可能同时启动了本人权力低。亲密关系研究有时同样只测量本人觉得自己比伴侣权力低多少（如Pietromonaco et al. 2021，Righetti et al. 2015），这样就分不清结果究竟反映本人权力低、对方权力高，还是两者的组合。

在亲密关系中分别测量两种权力的研究，为图1中的区分提供了直接证据：控制对方权力后，本人权力预测面向自身的趋近、抑制或抗争行为（如Cross et al. 2019，Gresham et al. 2023，Körner et al. 2022，Overall et al. 2023）；控制本人权力后，对方权力预测面向对方的调适或忽略（如Körner et al. 2022，Laurin et al. 2016，Overall et al. 2023，VanderDrift et al. 2013）。这些区分同样适用于权力不对称可能更明显的等级关系，比如管理者与下属。等级情境中的实验表明，人们会把自己影响他人的能力（本人权力）和不受他人影响的自由（对方权力）分开看待、分别调节（Lammers et al. 2016，Leach et al. 2017，van Dijke & Poppe 2006；亦见Cislak et al. 2018）。而且下属和上级都要靠对方取得绩效、奖励、尊重与合作等重要结果，所以在与管理者的工作关系中，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同样正相关，而非负相关（Columbus et al. 2021，Lammers et al. 2016，Langner & Keltner 2008）。图1中的不同行为后果也出现在这类情境里：与管理者相处时，本人权力低预测面向自身的抑制，对方权力高预测面向对方的调适，与亲密伴侣关系中的模式一致（Overall et al. 2023）。

这些细节说明，后果重大的社会行为远不止出现在权力不对称的时候。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和等级关系里，本人关系权力和对方关系权力都有广泛而显著的影响。任何社会关系都要处理本人和对方对重要结果的权力：自己的需要是只能压着，还是可以自由表达；对方的需要是必须顾及，还是可以不管。两种作用各自不同，双方权力怎样组合同样要紧；不论对称与否，每种组合都有重要影响。双方都有权力，即本人权力高、对方权力也高时，两人都能自信地追求自己的需要和目标，也顾及彼此的需要和目标，双方的关系质量与幸福感都因此受益（Hanna-Walker et al. 2024，Leonhardt et al. 2020，Worley & Samp 2016）。双方权力都低，即本人权力低、对方权力也低时，两人表达和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都受限，容易忽略彼此的需要，还可能靠斗争争权，陷入两败俱伤的对抗循环（Dunbar & Mejia 2012）。

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的作用会叠加，这也意味着不对称可能组合出格外有害的行为。低权力者压下自己的需要，同时配合高权力伴侣的需要，即本人权力低加对方权力高，可能走向极端的抑制，比如顺从、甘受剥削。高权力者只顾自己的目标，同时忽略低权力伴侣的需要，即本人权力高加对方权力低，更容易出现带着特权感的趋近行为和极端的忽略，比如物化或去人化。所以，不对称未必单独决定图1中的权力后果，却可能放大本人权力低或对方权力低的代价：面向自身的抑制变成顺从或被动沉默，面向自身的趋近变成无视伴侣需要的特权表现，面向对方的忽略变成去人化或虐待。近期检验发现，图1中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的不同作用并不随不对称程度而改变（如Körner & Schütz 2024，Overall et al. 2023），原因很可能就是这种放大效应。换句话说，如图1所概括，两种权力对许多重要行为各有作用；不对称则让更多、更有害的行为成为可能。

此外，如图1所强调，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会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取决于关系联结动机和权力动机。这些动机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人们对关系所处的更大社会权力结构中权力不对称的预期。关系权力很少悬殊，但社会角色、群体或身份会带来不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资源，结构权力的不对称因此十分常见。下文将说明，关系权力的相互依赖与结构权力的不对称相冲突，会推动人们采纳表达权力预期的意识形态，并在亲密关系内外照此行事。

3 权力意识形态 对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的预期

在渗入亲密关系的结构权力差异中，性别差异是最普遍、最持久的之一。男性在社会上掌握更多经济和政治权力，比如收入更高、积累的财富更多，领导职位和议会席位也多由男性占据（United Nations 2024，World Economic Forum 2022）。尽管全球都在推动性别平等，这些差距已不再持续缩小（England et al. 2020；亦见Equal Measures 2030编制的202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性别指数）。男女之间的结构权力不对称，也靠亲密关系来维系：女性在家照顾男性和孩子之类的传统性别角色，支撑着女性较低的经济与政治权力（Eagly & Wood 2013，Rudman & Glick 2021）。可回到家里，顺性别异性恋男女在亲密、支持和性这些基本的关系联结需要上彼此依赖，所以男女都握有关系权力（Bareket & Fiske 2023，Rudman & Glick 2021）。更大范围的结构权力不对称与亲密关系的相互依赖相冲突，就会产生一些意识形态，规定谁应当握有结构权力、谁应当握有关系权力。由此形成的本人及对方权力预期，会推动图1描述的种种不同模式。

矛盾性别歧视理论（Glick & Fiske 1996，2001）推进了我们对权力与性别的理解。它指出，大范围的结构权力不对称与亲密关系的相互依赖，会催生两种互补的意识形态。敌意性别歧视是贬低女性的态度：把女性说成能力不足、过于情绪化、不适合担任有权力的社会角色，以此为男性更高的结构权力辩护（Bareket & Fiske 2023）。但男性在关系联结需要上依赖女性，这会威胁上述权力差别。敌意性别歧视让男性在关系内争夺权力、诉诸攻击，对女性和男性都有害（Hammond & Overall 2017，Hammond et al. 2020）。善意性别歧视则用浪漫化传统性别角色的办法，化解男性的结构权力优势与关系内双方互有权力之间的冲突：女性的温暖、纯洁和受尊崇的照顾者角色，与男性的能力、能动性和受重视的供养者、保护者角色相互补充（Glick & Fiske 1996，2001）。善意性别歧视并不公开争权，它划定的是男女各在哪些领域拥有权力：只要女性遵守那些支持男性更高结构权力、并满足男性关系联结需要的性别角色，它就承认女性在关系内的权力（Bareket & Fiske 2023，Overall & Hammond 2018）。

矛盾性别歧视理论说明，亲密关系中的权力预期与表达，受关系外结构权力的塑造。不论取得了多少进展，男女在经济和政治权力上的不对称依然存在，部分靠世界各地普遍流行的性别意识形态来维持（Zawisza et al. 2025）。男女都会接受这些观念，因为结构权力较高的男性和较低的女性，都得处理关系外的结构不对称与关系内的相互依赖之间的冲突（Glick & Fiske 1996，2001）。近期已有综述全面梳理了男女敌意及善意性别歧视的预测因素和后果（Bareket & Fiske 2023，Barreto & Doyle 2022），其中也包括亲密关系中的情况（Hammond & Overall 2017，Hammond et al. 2020，Overall & Hammond 2018）。本文把矛盾性别歧视的理论和研究，与图1中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相关的行为整合起来。我们集中介绍能说明敌意及善意性别歧视如何影响亲密关系内权力过程的实证例子，基础性的论述则以既有综述为支撑。这些研究集中在男女关系上；矛盾性别歧视的理论应用和测量，尚未扩展到更多样的性别与性取向（Cross et al. 2021，Glick 2023，Leaper 2024）。

表1概括了下文要展开的内容。性别意识形态规定谁应当握有、谁应当让出结构权力或关系权力。这些信念影响人们怎样看待和预期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进而推动不同的行为，这与双方实际拥有多少结构权力或关系权力无关。为权力不对称辩护的竞争性、敌意观念，即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会推动攻击，试图夺回自认在关系中失去的权力。合作性观念，即男性与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则把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分开安排，组合出面向自身与面向对方的不同行为，以实现预期中的结构及关系权力不对称。此外，主张本人接受低结构权力和低关系权力的竞争性观念，即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可能带来更强的抑制。我们会说明这些由性别意识形态推动的行为怎样影响男女的关系联结、权力和幸福感，最后讨论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的区别，以及人们在亲密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中怎样处理两者的冲突。

3.1 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 争夺权力

敌意性别歧视对女性抱持敌意，认为女性在不正当地争夺本应属于男性的权力。它包含这样一些信念：女性通过“控制男性”来追求权力，以“平等为幌子”谋求高于男性的地位，还利用男性对关系的依赖，把男性“管得很紧”，或者“看似在性上可以接近，随后却拒绝男性的追求”。这些引文出自矛盾性别歧视量表的条目（Glick & Fiske 1996）。这类信念建立在零和的权力竞争之上，强调男性一旦为了亲密、爱和性等关系联结需要而依赖女性，女性就得到权力，男性就失去权力。前文说过，在亲密关系里依赖伴侣本身没什么问题，因为相互依赖让本人也有一定能力满足自己的需要，伴侣通常也有动机彼此照顾。可在敌意性别歧视较强的男性看来，女性想要的是支配男性，并不是关心男性。这类男性更担心女性伴侣会拒绝或冷落自己（Fisher & Hammond 2019），并且偏颇地认为伴侣比实际更善于操纵、更不在乎自己（Hammond & Overall 2013a，2020）。他们认定不能指望女性心甘情愿地给予爱与支持，于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满足这些核心需要，即本人权力低。结果，不论手里有多少结构权力或实际的关系权力，处处提防“不可信的女性”夺权，都让这类男性始终觉得自己权力低（Cross et al. 2019，Hammond et al. 2024）。

出于保护男性权力的竞争动机，敌意性别歧视较强的男性会设法夺回他们认为已经失去的权力（图1，低本人权力）。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与家庭暴力稳定相关（Agadullina et al. 2022，Gutierrez & Leaper 2024），也与伴侣互动中更多针对女性伴侣的攻击相关（Cross et al. 2017，2019，Hammond & Overall 2013a，Overall et al. 2011）。本人权力感低、想要掌控，中介了男性敌意性别歧视与亲密伴侣攻击之间的联系，这支持了一种解释：攻击是对感知到的权力损失的回应（Cross et al. 2019，Loveland & Raghavan 2017，Whitaker 2013）。这类男性感到本人权力低时（Overall et al. 2021），或伴侣对他们依赖较少、削弱了他们的关系权力时，攻击性也更强（Cross et al. 2017）。同样的模式也见于亲密关系之外。敌意性别歧视较强的男性普遍感到无力（Hammond et al. 2024），会借工作场所的歧视和骚扰来维护权力（Bareket & Fiske 2023，Barreto & Doyle 2022），尤其是在他们觉得工作上的需要能否满足不由自己掌控（Krings & Facchin 2009）、权力动机被启动（Diehl et al. 2018），或看到暗示男性正在或已经失去权力的性别平等信息时（Bosson et al. 2015）。

无论在哪种关系情境里，用攻击回应感知到的男性权力威胁，后果都很严重。大多数性别歧视研究关注的是亲密关系以外明显造成伤害的行为，例如歧视、骚扰和暴力（Bareket & Fiske 2023）。亲密关系研究则直接表明，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会伤害女性伴侣：她们报告更多权力争夺、冲突、攻击与虐待，心理健康也因此更差（Cross & Overall 2019，Overall et al. 2011，Waddell et al. 2025）。攻击也许能暂时找回权力感，但由此引发的冲突和攻击会降低女性伴侣的关系满意度和承诺（Cross & Overall 2019，Waddell et al. 2025），最终加深男性的不信任与低权力感，降低他们自己的关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Waddell et al. 2024，2025）。总的来说，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是一种竞争性的零和权力观：它让人觉得自己失去了权力，并用攻击去夺回；结果既伤害伴侣，也让男性自己的需要和权力感落空（见表1）。

表1 性别意识形态说明 对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的预期会推动不同的行为

表内均为原作者对相关观念及其过程的概括，不是对所有男性或女性的描述。括号内“本人”“对方”按该行的持有者视角理解。以下完整译排原表五栏与四组内容。

性别意识形态权力信念对本人及对方权力的认识与预期 见图1由权力认识与预期推动的不同的行为 见图1关系联结及权力结果
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竞争性、零和权力观：男性应当比女性拥有更多权力；依赖意味着男性把权力输给不可信的女性本人的关系权力低通过攻击争回本人权力可能在具体情境中抵御感知到的权力损失；对女性伴侣及关系造成伤害，进一步加强缺少权力的感觉和对女性的敌意
男性的善意性别歧视通过浪漫化性别角色来合作划分权力：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拥有男性应尊重的权力；男性拥有更广泛的结构权力，应保护结构权力较低的女性伴侣关系领域：对方关系权力高；结构领域：本人结构权力高、对方结构权力低关系领域：面向对方的调适，顾及伴侣在关系中的需要与目标；结构领域：面向对方的保护，却忽略伴侣个人的需要与目标形成更多合作、更多满意的亲密关系，提高幸福感；只在女性符合预期性别角色时，将其权力限定在亲密关系中；强化男性较高、女性较低的结构权力
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通过性别角色，竞争性地交换权力不对称：女性接受并支持在结构权力上的不利不对称；女性认为自己应当在关系权力上处于有利的不对称位置结构领域：对方结构权力高、本人结构权力低；关系领域：本人关系权力高、对方关系权力低结构领域：面向对方的调适，加上面向自身的抑制，涉及个人需要与目标；关系领域：面向自身的趋近，加上面向对方的忽略，涉及关系需要与目标强化男性较高、女性较低的结构权力；关系权力及需要的满足依赖男性伴侣；存在冲突多、满意度低的关系风险，损害幸福感
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固定的权力不对称限制选择：女性接受较低的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女性需要防止个人及关系受到伤害本人结构权力低；本人关系权力低面向自身的抑制，压下个人及关系需要与目标强化男性较高、女性较低的结构权力；让男性伴侣更容易维持关系；女性的幸福感较低

3.2 男性的善意性别歧视 划分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

善意性别歧视把关系权力和结构权力在男女之间分开安排，借此避开争权给关系带来的代价。它把传统性别角色浪漫化：理想化男性所依赖的、提供爱、支持和生育的女性，并规定男性应当珍爱、保护、供养女性伴侣（Glick & Fiske 1996，2001）。善意性别歧视接受对女性的依赖，认为女性让男性的人生完整，尊重女性作为关系领域管理者的权力，并规定男性作为保护者和供养者的责任（Bareket & Fiske 2023）。承认女性在关系内的权力，会促使男性顾及伴侣（图1，高对方权力）。善意性别歧视较强的男性，讨论关系问题时会回应并配合伴侣的影响（Overall et al. 2011）；把伴侣看作家庭事务的行家，听她们的（Bareket et al. 2021）；对争取关系权力不感兴趣（Cross et al. 2019），他们的伴侣也报告较少的权力争夺（Cross & Overall 2019）。如表1所示，接受伴侣的关系权力并采取调适行为，让这类男性和他们的伴侣过上压力更小、冲突更少、更满意的家庭生活，幸福感也更高（Cross & Overall 2019；Leaper et al. 2022；Waddell et al. 2024，2025）。

但善意性别歧视也把女性的权力限定在照顾和打理家庭生活等关系领域。它认为男性的能力和力量使其更高的结构权力名正言顺，男性应当用权力保护、供养结构权力较低的女性伴侣（Glick & Fiske 1996，2001）。期待男女都遵守更大范围的结构权力不对称，即本人结构权力高加对方结构权力低，表现为善意性别歧视较强的男性认为女性在关系领域之外缺少权力：他们以家长式的方式保护对方（面向对方的保护），却忽略女性自己的个人需要、目标与能动性（见图1，低对方权力）。例如，伴侣追求个人目标，即关系之外的目标时，这类男性给予支持的方式是直接拿出计划和解决办法，无视伴侣自己的能力，让伴侣觉得自己不够能干（Hammond & Overall 2015）。经历这种家长式保护，会损害女性的关系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Alba et al. 2024）。

这种披着保护外衣的忽略，也见于工作场所中的善意性别歧视，比如过度帮助，或提供以家庭为中心的支持，限制了女性的职业效能感和发展（Bareket & Fiske 2023，Hideg & Shen 2019；亦见Bareket et al. 2023）。家长式保护还包括限制女性的权利，比如不论具体需要如何都反对堕胎（Osborne et al. 2022）。此外，男性的善意性别歧视虽然与较少的攻击行为相关（Agadullina et al. 2022），却预示着当女性违背关系预期（例如不忠）时，男性对攻击的反对也较少（Bareket & Fiske 2023，Sengupta et al. 2024）。总的来说，男性的善意性别歧视把权力在男女之间分开：一方面接受女性的关系权力，以调适提升双方的关系质量；另一方面通过家长式保护忽略女性在关系之外的个人需要，再次演绎并强化结构权力的对称（见表1）。〔译注1：原文末句写“structural power symmetries”（结构权力对称），与本段及表1关于男性更高、女性更低结构权力的描述不一致，可能是笔误；此处保留原词，未获作者确认，不作更正。〕

3.3 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 以结构权力换取关系权力

女性也会认同善意性别歧视，因为它规定男性应当顾及女性的需要，女性应当拥有关系权力。它承诺女性会被一位投入关系的供养者珍爱。这对正在找伴侣的女性有吸引力（Cross & Overall 2018，Gul & Kupfer 2019），也让已在关系中的女性感到安全（Alba et al. 2024，Cross et al. 2016）。女性更需要关系安全感时（Fisher & Hammond 2019），或从男性伴侣的善意性别歧视中得到安全感时（Hammond et al. 2016），会更认同善意性别歧视。它还承诺女性在关系中拥有权力。因此，普遍的无力感能预测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随时间上升（Hammond et al. 2024），而体验到或被启动较高的个人权力，则会降低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Hammond et al. 2024，Vial & Napier 2017）。

然而，善意性别歧视给女性的安全感和权力并不稳固，反而让两者更难把握，因为它引出了一种围绕权力不对称的竞争性取舍：接受对自己不利的结构权力不对称，换取一个关系权力上对自己有利的承诺。这种交换带来的行为因领域而异：一个是结构权力领域，涉及男女在关系之外的个人需要与目标；一个是关系权力领域，涉及关系本身的需要与目标。要理解人们怎样把预期中的结构与关系权力不对称付诸实践，以及随之出现的不同行为，图1的本人及对方权力模型提供了框架。

首先，善意性别歧视支持那些为男性更高结构权力辩护的传统性别角色，即对方结构权力高加本人结构权力低。如表1所概括，善意性别歧视较强的女性应当以面向对方的调适支持男性的个人目标与需要，维护男性更高的结构权力（图1，高对方权力）；同时压下自己在关系之外的个人需要与目标，接受较低的结构权力（图1，低本人权力）。在顾及男性供养者和保护者角色方面，这类女性认为自己有责任一边支持男性伴侣的事业，一边承担家庭的需要（Chen et al. 2009），因而在男性追求个人目标时给予更多面向对方的支持（Hammond & Overall 2015），并承担家务，形成不平等的劳动分工（Bareket et al. 2021）。在面向自身的抑制方面，她们更能接受男性伴侣反对自己追求职业机会（Moya et al. 2007；亦见Davis et al. 2024），教育和职业抱负较低，职业表现和发展也相应较不顺利（Bareket & Fiske 2023，Barreto & Doyle 2022）。这些信念还会变成对女性权利的普遍限制，比如更反对女性为自己的需要和幸福而选择不做母亲（Osborne et al. 2022），也较少支持挑战结构权力不对称，反倒认为这种不对称是公平的（Bareket & Fiske 2023）。

其次，善意性别歧视主张女性理应在关系权力上占有利的不对称，以此平衡结构权力上的不利。作为把结构权力让给男性的交换，它承诺女性会受到投入关系的伴侣尊崇和珍爱，而伴侣应当尽到这份义务，不管他自己过得好不好（Chen et al. 2009，Cross et al. 2016，Glick & Fiske 1996）。这些信念规定，应当拥有关系内权力的是女性而非男性，应当优先满足的是女性而非男性的关系联结需要，即本人关系权力高加对方关系权力低（见表1）。因此，善意性别歧视较强的女性期待自己握有高权力、关系需要得到满足（面向自身的趋近；见图1），而不管伴侣有什么关系需要（面向对方的忽略）。这种组合表现为对伴侣更僵硬的期待（Chen et al. 2009）、更不愿接受伴侣的需要（Overall et al. 2011），以及更强的应得感（Hammond et al. 2014）。可期待本身给不了权力，也满足不了关系需要；只有男性伴侣接受她们的权力、顾及她们的需要，她们才能得到预期中的权力和尊重。期待落空，可能带来冲突和不满，损害幸福感（Waddell et al. 2025）。关系达不到期待时，这类女性更不满意（Casad et al. 2015；Hammond & Overall 2013b，2014）；男性伴侣不愿或无法把她们的需要放在前面时，她们也更具攻击性（Overall et al. 2011，2021）。

总的来说，善意性别歧视向女性许诺关系权力，条件是她们遵守那些支撑不利结构权力不对称的性别角色（见表1）。这种交换造就了一种竞争取向：女性觉得自己理应在关系权力上占上风，自己的关系需要应当排在伴侣之前。但能否兑现，要看伴侣是否满足这些期待，所以她们容易不满，同时始终处在较低的结构权力位置（Hammond & Overall 2017，Overall & Hammond 2018）。这种承诺不稳固，很可能就是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通常随时间下降、男性的却不然的原因（Hammond et al. 2018）；例外是女性确实在关系中得到了所承诺的权力和需要优先（Hammond et al. 2016，Overall et al. 2024）。

3.4 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 接受低权力位置

女性对敌意性别歧视的认同程度，比陌生人或亲密伴侣估计的要高（Goh et al. 2017，Waddell & Overall 2023）。不过，现有理论和研究还说不清：女性为什么会认同一种把女性描绘成无理取闹、小题大做、靠操纵支配男性的态度。我们认为一种可能是：当固定的权力不对称让人几乎没有别的途径获得安全与保障时，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包含着接受低权力的倾向（见表1）。比如，如果认为权力不对称无法改变，女性就需要争取并守住与男性的关系，因为这是她们获取结构权力的唯一途径。新近证据支持这一点：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与贬低威胁自己关系的女性有关（Hammond et al. 2020）。想到那些被视为威胁的女性，如性关系随意者、女权主义者、职业女性，并认为那些敌意陈述说的不是自己时，女性更容易认同敌意性别歧视（Becker 2010）。敌意性别歧视较强的女性还认为其他女性把性当作权力来源（Erchull & Liss 2013）；她们害怕被抛弃（Fisher & Hammond 2019），这很可能是其伴侣报告更多与嫉妒有关的关系问题的原因（Cross & Overall 2019）。在女性特别想守住关系的情境中，比如青春期初建的恋爱关系（de Lemus et al. 2010）和新婚之后（Overall et al. 2024），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似乎也会上升。

一个人高度依赖高权力伴侣、又认为大范围的权力不对称无法改变时，可能一心只想避免失去这段关系。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是用较低的结构权力换较高的关系权力；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则似乎意味着在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上都接受低位。例如，敌意性别歧视较强的女性报告较少想要获取关系权力（Cross et al. 2019），她们的男性伴侣报告较少的权力争夺和冲突，这有利于男性的关系幸福感和个人幸福感（Cross & Overall 2019，Waddell et al. 2025）。让出权力，应当会使女性在关系内外都压下自己的需要与目标（图1，低本人权力），这很可能是敌意性别歧视较强的女性幸福感较低的原因之一（Borgogna & Aita 2024，Hammond & Sibley 2011，Waddell et al. 2019）。然而，尽管这些女性报告更能接受针对女性的暴力（Agadullina et al. 2022，Gutierrez & Leaper 2024，Sengupta et al. 2024），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与她们自身的关系行为及结果之间，通常没有检出关联（Bareket & Fiske 2023，Hammond et al. 2020）。查不出关联，可能正是因为敌意性别歧视和让出权力造成了极端的抑制：为了不让自己和关系受伤，她们被动沉默、不作反应。

3.5 启示 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都重要

从性别意识形态如何塑造权力预期和行为，可以看出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之间的重要区别与交集。关系科学通常把关系权力操作化为在某段具体关系中感知到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不过也有理论和实证研究用与结构权力相关的个人资源，如相对收入或教育程度，来考察关系权力（见Agnew & Harman 2019，Dunbar 2015，Kim et al. 2019，Simpson et al. 2015）。各学科的研究者也认识到，更大范围的结构权力差异会造成男女的行为差异（如Eagly & Wood 2013，Ridgeway 2011，Rudman & Glick 2021；亦见Galinsky et al. 2024）。还需要持续关注的是，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怎样交织在一起，在亲密关系中造成不同的权力预期和行为回应。

本综述说明，结构权力不对称与亲密关系的相互依赖相冲突，可能形成竞争性的权力意识形态，驱使人用攻击夺回自认失去的权力，即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但这样做的关系代价，又会促成合作性的观念，把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分开安排或拿来交换：结构权力较高的人，可以把关系权力交给对方，换来更满意的亲密关系，即男性的善意性别歧视；结构权力较低的人，则希望以接受对方更高的结构权力来换取关系权力，即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最后，认为自己较低的结构权力无法改变的人，可能把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一并让出，以免关系和自己受到伤害，即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因此，理解亲密关系中的权力，需要关注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如何交织，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如何承载对双方权力的预期，并指引关系内外的行为。

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的区别和交集，同样适用于非亲密关系。更广泛的权力文献主要关注结构权力，即社会位置带来的对资源的不对称控制，比如管理者与下属。如前所述，结构权力不对称并不能完全决定关系权力。管理者的结构权力更高，更能优先考虑自己的目标，忽略或保护下属；下属的结构权力较低，更要配合管理者。但多数管理者仍需要合作，或希望受到尊重，所以下属通常也握有一定的关系权力。与亲密关系中的权力意识形态一样，这类情境也会催生不同的策略，来处理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之间的冲突。

权力的社会协调理论（Fast & Overbeck 2022）也指出，结构权力（组织位置）和关系权力（该理论称为自愿性影响力，volitional influence）之间的区别，决定了人们采取什么行为策略，可见我们识别出的过程适用范围更广。与我们对男性敌意及善意性别歧视的描述相似，该理论强调：拥有结构权力却缺少关系权力的人，会采取基于支配或攻击的策略，比如攻击性行为，以求获得关系权力、减轻威胁；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兼备的人，则会采取基于声望的策略，比如关爱与合作，靠尊重和钦佩维持权力。社会协调理论还强调，结构权力低的人仍可能拥有关系权力，而关系权力的高低同样决定他们的行为。与我们对女性善意及敌意性别歧视的描述相似，低结构权力加高关系权力，会带来主动的趋近行为，以取得想要的结果；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都低，则带来被动，甚至完全放弃施加影响。

亲密关系牵涉基本需要，情况更复杂。结构权力高的人更受制于对亲密伴侣的依赖，所以与非亲密关系相比，低权力伴侣有更多施加影响的余地。善意性别歧视揭示了，当相互依赖迫使人协商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时，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观念。如表1所概括，缓解结构不对称与关系需要之间冲突的一条主要途径是交换：采纳一种意识形态，按谁被期待、或被认为理应拥有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来分配权力。弄清人们怎样在不同领域分配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能带来权力与社会行为研究常常忽略的重要认识。

首先，同一个人在一个领域可能呈现一种权力与行为的联系，在另一个领域却呈现另一种。例如，女性善意性别歧视引出的过程（见表1）表明，在涉及个人需要、目标和能力的结构领域，低结构权力可能促进面向对方的调适和面向自身的抑制；在涉及关系需要、目标和能力的领域，却可能强化相反的行为，即面向自身的趋近和面向对方的忽略，以主张预期中的关系权力。在其他情境中，社会评价和行为也会随目标是结构性的还是关系性的而转换（亦见Nicolas et al. 2022）。组织中的人会随情境变化、随结构权力不同而作出不同回应（Anicich & Hirsh 2017）；同样，与权力相关的行为也会随任务而变：一类是由结构权力支配的角色任务，比如谁主导、谁配合任务需要；另一类是更多由关系权力支配的关系任务和人际互动，比如自信地追求或主动忽略关系需要。不同情境中的结构权力和关系权力，可能推动不同甚至相反的行为；未来的理论和研究若能讲清两种权力各自涉及哪些领域、需要和目标，看似互相矛盾的发现就会少一些。

其次，研究必须弄清，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各自应当引出哪些具体行为。结构权力与助人的关系就是一个近期例子。Galinsky et al.（2024）表明，本人权力高加对方权力低，与本人权力低加对方权力高，这两种情况之间的许多差异，与已知的性别差异相似。这些元分析结果提供了证据，说明结构权力差异可能是男女行为差异的一个原因。一个出乎预期的模式还显示，权力引出的行为可能与人们的假定不同。Galinsky et al.（2024）原本预期，本人权力低加对方权力高的人，以及女性，会更多帮助他人，因为他们理应顾及高权力的对方，即面向对方的调适。结果却发现，帮助行为更多的，是本人权力高加对方权力低的人，以及男性。结合男性善意性别歧视所涉及的权力预期和随后行为来看，这一发现可能反映的是性别规范：结构权力高的本人，即男性，应当帮助结构权力低的对象，即女性（面向对方的保护；见表1）。因此，帮助（即主动、能动地为他人提供援助）往往反映对结构权力较低者的保护；而与关系更相关的共融行为，如社会支持、合作、换位思考，可能反映对高权力者的调适，这也与Galinsky et al.（2024）在这些变量上的结果一致。我们的分析强调，需要根据具体情境中的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明确应当出现的是哪一种行为。

4 结语

所有社会关系都要协调两件事：靠关系对象取得重要结果，即对方权力；自己需要对这些结果拥有权力或控制，即本人权力。不论双方权力孰高孰低，两种权力都会以不同方式促进或限制核心需要的表达与满足（见图1）。本人权力高，就能表达并推动自己的需要和目标；本人缺少权力，往往只能压住需要不说，或靠抗争、斗争去满足需要和愿望。人还必须顾及高权力对方的需要与偏好，对低权力对方的需要则可以不理，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

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的不同作用怎样组合，包括大致对称和不对称的组合，会造就有利或不利于关系的条件。双方共享高权力，是健康关系的基础：两人都能自信地追求自己的需要，同时顾及对方的需要与目标。这种双方都有权力的好处，见于伴侣、家庭、朋友和职业关系。双方都觉得权力低，则会催生不健康的对抗性关系：压抑表达、攻击性的争斗或对需要的忽略，伤害所有人，也包括其他家人、朋友和同事。权力不对称还可能让这些失调模式恶化为更极端的抑制与忽略，比如顺从、剥削和虐待。在各种关系情境中，关系联结动机若能让人们促进并保护彼此的需要，就能放大权力的积极结果；权力动机若推动攻击与忽略，结果就最差。

要全面理解关系权力怎样影响社会行为，还得考虑关系所在的更大社会结构。我们对性别意识形态的梳理说明，结构权力不对称与关系相互依赖的冲突，会促使人们采纳不同观念，形成不同的本人及对方权力预期，并作出相应行为（见表1）。竞争性的敌意观念，会让抗拒失去权力的人诉诸攻击，即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也会让让出权力的人顺从、接受低权力，即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合作性的善意观念则把权力分领域安排，让人在某些领域优先照顾对方的需要，以换取另一些领域里自己的需要优先，即男性与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这个例子显示，权力意识形态是为处理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之间的冲突而出现的；它们也决定了在亲密关系中，人们能得到、必须给出、或必须拿来交换哪些关系需要与个人需要的满足。

本综述表明，要推进对亲密与非亲密关系中权力的理解，需要区分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考虑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的交集，并认识到竞争性和合作性的意识形态如何在不同情境中推动不同的行为。还有许多社会结构因素，比如社会经济阶层、族裔或种族、文化，会提供或限制人们获得结构权力的途径，如收入、教育、职业机会和社会资本；它们很可能也影响亲密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中权力的水平、预期中的分配方式和表达。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发生冲突时，人们可能倾向采纳竞争性的意识形态，要么抗拒失去权力，要么接受让出权力。更常见的是，人们采纳在双方之间划分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的合作性意识形态；在具体领域中谁被期待掌权，会引出不同的行为模式。我们希望，图1与表1呈现的权力与行为过程，能为进一步理解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和情境中怎样处理关系联结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打下基础。

总结要点

  1. 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每个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方，也都受对方关系权力的影响
  2. 本人权力高，就能自信地表达和推动自己的需要与目标（面向自身的趋近）；本人权力低，则只能压下需要与目标（面向自身的抑制），或用攻击、操纵去争取（面向自身的抗争）
  3. 对方权力高，会促使本人支持和顾及对方的需要与目标（面向对方的调适）；对方权力低，本人不必同样考虑对方的需要与目标（面向对方的忽略），但也可能生出保护对方的义务感（面向对方的保护）
  4. 人对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的不同行为回应会组合起来，在双方权力对称或不对称时带来重要后果
  5. 关系权力中的相互依赖，与结构权力中的不对称（例如男女在经济和政治权力上的差异）相冲突，会推动人们采纳规定亲密关系内外谁应当掌权的意识形态
  6. 为结构权力不对称辩护的竞争性、敌意观念，可能驱使人用攻击夺回自认失去的关系权力（男性的敌意性别歧视），或让人接受低权力、压抑表达（女性的敌意性别歧视）
  7. 合作性意识形态把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分开安排或拿来交换。结构权力较高的人，可能接受对方在关系内的权力，却忽略对方在关系之外的个人需要（男性的善意性别歧视）；结构权力较低的人，可能顾及对方在关系之外的个人需要，却觉得自己理应专注于自身需要，而忽略对方在关系内的需要（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
  8. 权力意识形态代表了协调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冲突的不同策略；这些策略决定了在亲密与非亲密关系中，人们能得到、必须给出、或必须拿来交换哪些关系需要与个人需要的满足

未来问题

  1. 只测量权力不对称的方法，应当扩展为分别评估本人权力和对方权力的作用、后果及其叠加组合
  2. 把这一思路用于不同的关系情境，很可能会发现，在亲密的相互依赖关系和非亲密的等级关系中，本人权力与对方权力引出的行为相似
  3. 未来研究应当评估，关系权力不对称是否会、以及在什么时候会，引出额外的行为，或格外有害的双方行为组合
  4. 理论和实证工作需要区分结构权力与关系权力，包括探究不同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人们对本人及对方权力的预期，以及关系内外相应的行为回应
  5. 未来的理论和研究应当认识到，常见的意识形态是按谁被期待拥有结构权力、谁被期待拥有关系权力来分配权力的。只有这样，才能识别人们在不同情境中对预期权力作出的不同、有时甚至相反的行为回应
  6. 本综述为今后必要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考察那些提供或限制结构权力的社会结构因素，例如社会经济阶层、种族或族裔、文化，以及收入、教育、职业机会和社会资本的获取，怎样影响社会关系中权力的预期分配和表达

利益披露声明

据作者所知，没有任何可能被认为影响本综述客观性的任职关系、成员身份、资助或金融资产持有。

致谢

我们感谢合作者Emily Cross、Auguste Harrington、Jon Maner、Chris Sibley与Nina Waddell，他们为本综述理论框架和实证基础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以下148条书目保留出版者官方页面的原始英文信息，与作者—年份正文引用对应。原PDF采用字母排序，官方HTML提供编号；本稿沿用官方编号以便核对。书目本身有些页码形式不常见，未自行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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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心理学年度综述

刊物介绍 · 编辑补充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是心理学里有分量的年度综述刊物，1950年创刊，覆盖认知、发展、社会、人格等多个方向。它由领域研究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选择重要议题并邀稿，再检查证据覆盖、引用代表性和论述是否平衡，必要时请外部专家评阅。它适合用来了解一个问题发展到哪里、哪些发现较稳定、哪些仍有争论。这篇文章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整合视角，具体结论的强弱还要连同底层研究来看。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心理学年度综述 (在新页面打开)

首次在线是2025年的Review in Advance，正式卷期引用使用2026年第77卷。早期13.1–13.29为advance占位分页，正式稿用393–421。

关系权力

在关系中，一个人感知到自己能够影响重要结果的程度。 它可以来自对方对资源、支持、接受或其他结果的依赖；不能只用社会职位或想掌权的程度替代。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本人权力

正在分析其行为的那个人，感知到的关系内影响能力。 本人是分析视角，和论文作者不是同一个意思。它与对方权力需要分别测量。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对方权力

关系另一方在关系中的控制与影响能力，本文关注相应的主观体验与预期。 本人对对方重要结果的依赖会赋予对方权力；双方都可能拥有影响能力。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结构权力

来自社会或组织中资源、角色、地位与机会分配的权力。 本文区分关系内的影响与关系外结构条件，并考察二者如何分领域安排。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相互依赖

双方的结果受彼此选择共同影响。 这让照顾对方需要和实现自身目标成为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不能只看两个人各自的特征。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权力不对称

双方影响重要结果的能力不相同。 这是权力分布描述，本身不判定哪一方有道德问题；要再看具体资源、行为与后果。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关系联结动机

想获得、维持或表达关爱、安全感与积极重视的动机。 图1用它与权力动机一起说明行为反应的类型和强度，不把它当成16暗影的一项轴分数。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权力动机

想获得、维持或表达影响能力与权力的动机。 想拥有权力和已经拥有多少权力是不同问题；文章也不把所有权力动机等同于伤害。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趋近

更主动地表达并追求自己的需要与目标。 这里是心理学行为取向，不是指身体距离的靠近。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抑制

压下可能带来不利后果的表达或行动。 在本文中，低权力者可能因此较少表达自身需要，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这些需要。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抗争

为争取自身需要或恢复影响能力而回应。 本文具体讨论攻击、操纵等抗争方式；这个分支不代表任何争取权利的行为都是攻击。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调适

顾及对方需要，调整自己的回应。 它描述互动中的回应方式；评价时仍要看具体要求、双方意愿和后果。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能动性与共融性

能动性关注自己的目标与影响，共融性关注联结与他人。 论文用这一模型讨论行为更面向自身还是面向对方。它不是本站利／权或谋／压的换名。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敌意性别歧视

以贬损、敌对的看法评价女性，并为男性更高权力辩护的信念。 本篇讨论男性与女性持有针对女性的敌意观念，女性部分还包括贬损被视为威胁自身关系的其他女性；不把它当所有人的共有属性。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善意性别歧视

表面上尊崇或保护女性，同时支持传统性别角色与不平等权力的观念。 善意是这一构念的惯用名，指友善或保护的表面语气，不能据此认定所有结果都有利。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家长式保护

以保护为由替他人安排选择或限制其机会。 本文讨论这种安排如何在满足关系内需要的同时，影响对方关系外的自主与发展。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权力意识形态

关于谁应拥有权力、权力应怎样分配的观念。 它会影响对自身和对方权力的期待，可能把既有安排合理化；文章用性别观念作例子。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叙述性整合综述

把已有研究放在一起梳理，提出解释框架的文章。 本篇没有系统检索全流程或汇总效应量，不称元分析，也不把148条引用称为148次独立验证。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术语解释
关系权力
在关系中，一个人感知到自己能够影响重要结果的程度。 它可以来自对方对资源、支持、接受或其他结果的依赖；不能只用社会职位或想掌权的程度替代。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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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权力
正在分析其行为的那个人，感知到的关系内影响能力。 本人是分析视角，和论文作者不是同一个意思。它与对方权力需要分别测量。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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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权力
关系另一方在关系中的控制与影响能力，本文关注相应的主观体验与预期。 本人对对方重要结果的依赖会赋予对方权力；双方都可能拥有影响能力。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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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权力
来自社会或组织中资源、角色、地位与机会分配的权力。 本文区分关系内的影响与关系外结构条件，并考察二者如何分领域安排。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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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赖
双方的结果受彼此选择共同影响。 这让照顾对方需要和实现自身目标成为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不能只看两个人各自的特征。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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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不对称
双方影响重要结果的能力不相同。 这是权力分布描述，本身不判定哪一方有道德问题；要再看具体资源、行为与后果。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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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联结动机
想获得、维持或表达关爱、安全感与积极重视的动机。 图1用它与权力动机一起说明行为反应的类型和强度，不把它当成16暗影的一项轴分数。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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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动机
想获得、维持或表达影响能力与权力的动机。 想拥有权力和已经拥有多少权力是不同问题；文章也不把所有权力动机等同于伤害。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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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近
更主动地表达并追求自己的需要与目标。 这里是心理学行为取向，不是指身体距离的靠近。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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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
压下可能带来不利后果的表达或行动。 在本文中，低权力者可能因此较少表达自身需要，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这些需要。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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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
为争取自身需要或恢复影响能力而回应。 本文具体讨论攻击、操纵等抗争方式；这个分支不代表任何争取权利的行为都是攻击。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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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适
顾及对方需要，调整自己的回应。 它描述互动中的回应方式；评价时仍要看具体要求、双方意愿和后果。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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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性与共融性
能动性关注自己的目标与影响，共融性关注联结与他人。 论文用这一模型讨论行为更面向自身还是面向对方。它不是本站利／权或谋／压的换名。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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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意性别歧视
以贬损、敌对的看法评价女性，并为男性更高权力辩护的信念。 本篇讨论男性与女性持有针对女性的敌意观念，女性部分还包括贬损被视为威胁自身关系的其他女性；不把它当所有人的共有属性。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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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性别歧视
表面上尊崇或保护女性，同时支持传统性别角色与不平等权力的观念。 善意是这一构念的惯用名，指友善或保护的表面语气，不能据此认定所有结果都有利。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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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式保护
以保护为由替他人安排选择或限制其机会。 本文讨论这种安排如何在满足关系内需要的同时，影响对方关系外的自主与发展。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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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意识形态
关于谁应拥有权力、权力应怎样分配的观念。 它会影响对自身和对方权力的期待，可能把既有安排合理化；文章用性别观念作例子。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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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性整合综述
把已有研究放在一起梳理，提出解释框架的文章。 本篇没有系统检索全流程或汇总效应量，不称元分析，也不把148条引用称为148次独立验证。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本篇论文阅读说明，与16暗影项目定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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