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查一条资料，你可能已经换了判断标准
同一条信息，起初就知道与等过才知道，可以产生不同的选择。搜寻过程也可能悄悄把原本次要的细节抬成决定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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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台相机，已经选好了。价格合适，重量能接受，常用的功能也齐了。
付款前，你想再查一下：这块屏幕到底是谁供应的？
原先根本没用这条标准筛选相机。查了半天以后，它却成了这次购买最关键的问题。假如答案不够理想，你甚至准备放弃之前已经看中的型号。
通常我们把这个过程叫“了解得更充分”。但信息也可能在被追寻的过程中变重：因为特意等过、查过，它获得了一份原本没有的决定权。
1998 年，Bastardi 和 Shafir 设计过一个选课情境。课程内容很有意思，毕业前也不会再开，可原本有名的教授要休假，由一位没那么受欢迎的教授代课。
一组学生一开始就知道这些条件，82% 选择报名。
另一组面对的课程相同，区别在于：那位有名的教授是否休假，要等明天才知道。这组可以现在决定，也可以等消息。超过一半选择等。随后，问卷告诉等待者：已经确认，由没那么受欢迎的教授代课。
把立即报名者和等完以后报名者全部算上，第二组最终选择报名的比例是 71%，低于第一组的 82%。
两组最终面对相同的任课安排。一组直接知道，另一组中有不少人先经历了“可能更好”，再得到“不如期待”。这段信息到来的过程，改变了最终选择。
研究者解释，缺失的信息容易吸引注意；当人已经决定等它，它就更像一条理应影响决定的标准。原本只是“由代课老师教”，经过等待以后，可能变成“居然没等到那位好老师”。
这个实验是不同学生组对假想课程的选择，无法逐个确认谁原本一定会报名、后来又改了主意。清楚可见的是：让同一条信息先缺席，再出现，足以改变一组人的报名比例。
答案不会改变选择，人为什么还要等
Tversky 和 Shafir 在 1992 年做过另一个情境实验。
学生想象自己刚参加一场很累的考试，眼前有一份价格诱人的夏威夷假期套餐。不同组分别得知：考试通过、考试没通过，或成绩尚未公布。
知道通过和知道没通过的两组，都有过半的人选择购买；不知道结果的一组，却更多选择付一笔小额费用，把购买决定延到成绩公布以后。
通过，可以当作奖励；没通过，可以当作休整。这是作者对选择理由的解释。两种结果都能导向去度假，可在结果未知的时候，人却觉得还少一个足以支持决定的理由。
这便是“我得先知道”的两种用途：有时答案决定下一步，有时答案只是帮下一步找到一个说得通的故事。
回到那台相机。假如甲供应商和乙供应商都能满足你的使用需要，那条答案究竟要改变什么？如果两种答案你都会买，继续搜索可能是在满足好奇；如果只有一种答案会让你放弃，那么在搜索之前，你已经可以说清它为什么重要。
麻烦的是第三种情况：开始时没想过答案有什么用，等查到以后，才临时提高它的地位。你付出的时间、看到的争论，以及另一个本来可能更好的答案，一起变成了判断的一部分。
同样一条消息，开头知道，和查了三个小时终于知道，心理分量可能完全不同。
资料越查越多时，可以回头找找最初那几个选择标准。它们是否已经被一个原本无足轻重、只是迟迟查不到的细节挤走了？
参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