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意惩罚的人也一定愿意合作吗
这项研究把合作和惩罚拆开来量:先看一个人愿不愿意回报别人的合作,再看他肯不肯自掏腰包,去罚那些不合作的人。

阅读目录 50 节
愿意惩罚的人也一定愿意合作吗
简单总结
这项研究把合作和惩罚拆开来量:先看一个人愿不愿意回报别人的合作,再看他肯不肯自掏腰包,去罚那些不合作的人。
结果出人意料。原本不愿合作的人,一旦有了惩罚机制,合作也跟着多起来,而且同样愿意为惩罚别人付出成本;在主要的惩罚比较里,两类人没有出现研究者预期的差别。愿意回报别人的合作,和容不得别人占自己便宜,是两种可以分开看的倾向。
原文:Till O. Weber、Ori Weisel、Simon Gächter,2018,Nature Communications,9:2390。官方正文。下方是9页主文的完整译文;40页补充材料只列出目录和原文入口,没有全文翻译。
研究怎么做
两项研究都在诺丁汉大学招募参与者,分别为184人和272人,共456人。其中366人进入两类合作策略的主要比较,另有90人不符合分类标准。
实验四人一组,每人手里20枚代币。留给自己的代币归个人;投进公共项目的代币总数乘以1.6,再由四人平分。大家一起投,总收益更高;可单看个人眼前的钱,留着代币更划算。
第一阶段,参与者填一张条件贡献表:假如另外三人平均出0到20枚,自己分别愿意出多少。研究据此分出两类人:随别人投得多而自己也多投的“倾向性有条件合作者”(DCC),以及无论如何都投零的“倾向性搭便车者”(DFR)。之后重新分组,观察他们在无惩罚和有惩罚两种制度下怎样选择。
研究2又改变了惩罚的效率:花1个单位,有时让对方损失3个,有时只损失1个。按1比1惩罚,这一下并不能直接缩小双方收益的绝对差距,正好可以检验“惩罚只是为了把钱的差距追平”这种解释。
三个发现
- 没有惩罚时,两类合作策略能解释行为上的差别。研究1中,DCC平均贡献7.39个单位,DFR只有1.85个单位;一旦有了惩罚机会,DFR的合作明显增加,接近DCC的水平
- 两类人里都有人自掏成本,惩罚贡献比自己少的人。改变惩罚效率之后,主要类别比较仍未发现预期的惩罚差异;统计上未达显著,也还证明不了两类完全相同
- 别人比自己贡献得越少,参与者通常越愤怒,愤怒也和惩罚支出相关。作者据此提出,负面情绪可能推动了惩罚;愤怒的因果作用,研究并没有直接检验
与16暗影框架的关系
M03 关系错账:把“我愿意付出多少”和“我能容别人付出多少”分开问清楚。一个人对自己的义务和对别人的要求,用的可能是两把尺子。
M04 互激与停火:看谁觉得自己被占了便宜,惩罚的成本和效果又怎样改变回应。一次制裁里,可能同时缠着合作结果、收益差距和愤怒。
伤害轴 用与惩:这篇论文为拆解制裁行为提供了材料。本站还关心目标完成或补救发生之后,冲突会不会停下,而这项实验没有测量这个停止条件;DCC与DFR也是论文自己的分类,和16暗影人物类型无关。
阅读时注意
证据来自同一所大学里的一次性金钱任务。主要比较排除了未分类者;研究2是同一团队的延伸实验。补充分析还显示,在部分条件下,连续的正互惠分数与惩罚存在关联,所以结论要按具体的测量和制度来读。这些细节,以及主文与补充材料之间的一处数值差异,列在文后的导航里。
来源与许可
原文及其四张图采用CC BY 4.0。前半部分是16暗影写的总结和关系说明,后半部分是中文译文。原图经过裁切,保留英文标签,另配完整的中文图注和标签对照。翻译、裁切和编辑说明都属于本稿的改编,原作者与期刊没有审定本译文。作者、刊物与DOI完整保留。
论文完整中文译文
倾向性搭便车者不会在惩罚上搭便车
原文:Till O. Weber, Ori Weisel & Simon Gächter (2018). Dispositional free riders do not free ride on punishment. Nature Communications, 9, 2390. DOI: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8-04775-8
译文范围说明:本稿完整翻译论文主文,包括摘要、正文、方法、四幅图的完整图注和文末信息;67条参考文献保留原文书目,便于检索。图的位置依照原文,图像复用原图。40页补充材料没有全文翻译,原文链接与结构另列于文后。
翻译及许可说明:原文版权为 © The Author(s) 2018,采用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CC BY 4.0)许可。本稿是原文的中文翻译,语言、排版和引文呈现方式有所改变,研究结果均出自原论文。原作者与出版来源见上,原文许可声明的完整译文见文末。
作者与单位
Till O. Weber¹˒²˒³,Ori Weisel⁴,Simon Gächter³˒⁵˒⁶
- 都柏林大学学院经济学院,Belfield, Dublin 4, Ireland
- 都柏林大学学院 Geary 公共政策研究所,Belfield, Dublin 4, Ireland
- 诺丁汉大学决策研究与实验经济学中心,Sir Clive Granger Building, University Park, Nottingham NG7 2RD, UK
- 特拉维夫大学 Coller 管理学院,6997801 Tel Aviv, Israel
- CESifo,81679 Munich, Germany
- IZA 劳动经济研究所,53113 Bonn, Germany
通信及材料索取请联系 T.O.W.(电子邮件:tilloweber@gmail.com),或 S.Gäc.(电子邮件:simon.gaechter@nottingham.ac.uk)。
摘要
强互惠理论用一类人的行为来解释亲社会合作。这些人愿意付出成本,帮助帮过自己的人(“强正向互惠”);也愿意付出成本,惩罚亏待过自己的人(“强负向互惠”)。社会偏好理论预测,自利者与“强互惠者”不同,只有在未来收益足够大时才会合作,才会惩罚。我们用一个两阶段设计来检验这一预测。第一阶段,按照参与者的强正向互惠倾向,把他们分为倾向性有条件合作者(dispositional conditional cooperators,DCC)和倾向性搭便车者(dispositional free riders,DFR)。第二阶段,参与者进行一次性公共物品博弈,有的允许惩罚,有的不允许。和预期一样,DFR 只在可以惩罚时才合作,DCC 没有惩罚也合作。但研究还发现,强正向互惠倾向与强负向互惠无关:DCC 与 DFR 的惩罚行为几乎一模一样。可见,“合作的负担”落在比以往设想更广的一群人身上。
引言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模型,把人看作理性而狭隘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存在。可人类有一系列特有的现象,恰恰建立在自我牺牲式的合作之上,这个模型很难解释。人们会在大规模冲突中冒险,会照顾病人和残障者,也不时投身集体行动,比如反抗威权政权的民主运动,或者工人的集体抗争。这些都说明,和其他会合作的物种相比,人类能在远远超出血缘亲属的大群体里合作,哪怕这意味着为更大的公共利益牺牲个人福利[1–3]。不过,并非人人都是合作者。有些人有合作倾向:只要预期群里其他人也会合作,就愿意跟着合作,哪怕要付出成本。另一些人则从不合作,不管预期别人怎么做。经济学文献通常分别称这两类人为“有条件合作者”和“搭便车者”[4]。在两类人混杂的人群里,合作很可能逐渐衰退,因为看到搭便车者不肯出力,有条件合作者的合作意愿也会随之消退[5]。
文献中的一个核心发现是,强互惠能够维持合作。所谓强互惠,是指即便没有物质激励,比如和陌生人只打一次交道,人们仍愿意付出成本,与肯合作的人合作(“强正向互惠”),也愿意付出成本,惩罚不合作的人(“强负向互惠”)[6–13]。弱互惠则不同,它指的是合作和惩罚可以用自利的策略性激励来解释的情境[1]。
本文要检验的假设是:强正向互惠与强负向互惠在个体层面上相关。假如真是如此,那么在没有惩罚的一次性情境里,有条件合作者应当比搭便车者更可能为公共物品出力;在有惩罚的一次性情境里,他们也应当更可能惩罚不出力的人[14,15]。这个假设背后的直觉是:花成本惩罚不合作者,本身完全可以看作一种二阶合作[16–19]。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预期是,拒绝自我牺牲式一阶合作的人(“搭便车者”),同样不会花资源去参与惩罚这种二阶合作,而更愿意搭别人惩罚的便车。
经济学的社会偏好模型把互惠形式化为单一维度:用一个独立于具体博弈的个体参数,同时刻画对正向互惠和负向互惠的偏好,这本身就蕴含了二者的相关[20–22]。在这些模型里,只有该参数为正的人,才会考虑在没有惩罚的一次性公共物品博弈中合作,或者在有机会时出手惩罚。参数为零的人只关心自己的货币收益,没有相应的策略性激励时,既不合作,也不惩罚。不平等厌恶模型[23,24]同样假定,一个人厌不厌恶不平等,与具体博弈无关。不厌恶不平等、只受物质自利驱动的行动者,和没有互惠倾向的人一样,既不会合作(除非面临惩罚威胁),也不会惩罚别人。所以,在几种主要的社会偏好理论看来,只有不平等厌恶或互惠动机足够强的人,才会在没有惩罚时合作(强正向互惠),并在有惩罚时去罚不出力的人(强负向互惠)。
演化生物学关于合作的理论和模拟研究,也默认了强正向互惠与强负向互惠相关。这些模型里的人群由几类行动者组成:(a)自利者,既不与肯合作的人合作,也不惩罚不合作的人;(b)有条件合作者,合作但不惩罚;(c)强互惠者,既合作也惩罚。逻辑上还可能有第四类人,即不合作的惩罚者,却被明确排除在外;有些模型连只合作不惩罚的人也排除了[7,25,26]。
合作与惩罚的实验文献里有一种常见模式:合作的人,往往也正是惩罚搭便车者的人[14,27–32]。这似乎与“二者相关”的假设吻合。但考虑到这类实验多采用的典型设置,这一模式可能有误导性。除少数例外[33–35],这些实验并没有单独测量合作倾向,即一个人是不是强正向互惠者,而是从特定情境中的行为去推断:参与者同时行动、收益相互依赖,而且头上悬着惩罚威胁。在这类情境里,惩罚者大多是合作者,这与“二者相关”的假设并不矛盾;但仅凭这一点,既不足以有力支持该假设,更谈不上证明。因为合作不只取决于合作倾向,也取决于一个人怎样估计别人会不会合作、会不会惩罚。比如,有人原则上愿意回报别人的合作,却恰好对别人的实际表现很悲观。她可能因此不合作:明明有正向互惠倾向,表现得却像一个别人合作也不肯合作的搭便车者。同样,有惩罚威胁时的合作,未必说明此人有合作倾向,也可能只是激励变了,即怕挨罚。
另一些模型的结果显示,解释合作并不一定要假定强正向互惠与强负向互惠相关。这些模型表明,惩罚完全可以在没有有条件合作的情况下维持合作[36]。更一般地说,倾向于做出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在我们这里,指有成本的合作或有成本的惩罚),可以作为解决承诺问题的有效办法,各自独立地出现[37]。强互惠的基本原则是:要解释合作,除了强正向互惠,还需要强负向互惠。即便如此,指望强互惠者既与肯合作的人合作、又惩罚不合作的人,甚至假定世上存在这样一群人,在逻辑上都不是必需的。只要惩罚的激励足以让搭便车者转而合作,惩罚者是谁就无关紧要:他们有没有与肯合作者合作的倾向,也就是说,他们是倾向性有条件合作者(DCC),还是没有这种倾向的倾向性搭便车者(DFR),本不应影响结果。
如上所述,现有证据,无论看似支持还是反对“强正向互惠与强负向互惠正相关”的假设[38–42],除少数例外[33–35],在判定合作倾向时都没有控制人们对他人行为的信念和预期。本研究采用两阶段实验设计,把行动者对一阶合作的内在倾向,与他们在有惩罚时的实际合作行为区分开来。第一阶段,我们依据参与者的强正向互惠倾向,把他们分为“倾向性有条件合作者”(强正向互惠者;DCC)和“倾向性搭便车者”(不愿回报他人合作者;DFR)。第二阶段,我们在一次性公共物品博弈中观察他们的合作与惩罚,这些行为可能与各自的倾向不一致。研究1比较有惩罚和无惩罚两种情况;研究2比较不同的惩罚有效性水平。两项研究中,第一阶段的分类程序都控制了对他人行为的信念,因此能干净地测量强正向互惠倾向。第二阶段是一次性互动,惩罚没有任何物质好处,因此能干净地测量强负向互惠倾向(见“方法”)。
根据我们对文献的理解,主要预测有三条:(a)没有惩罚时,只有 DCC 为公共物品出力;(b)可以惩罚时,为了不挨罚,DFR 和 DCC 都会出力[15];(c)只有 DCC 会花资源惩罚不合作者。照这一预测,强负向互惠行为,即惩罚,只会出自 DCC;而按定义,DCC 正是强正向互惠者。
我们还考察了情绪在 DCC 和 DFR 决策中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负面情绪,尤其是愤怒,是强负向互惠的一种近端机制[14,43–45]。惩罚不合作者给负面情绪提供了出口,惩罚带来的心理满足甚至可能超过它的物质成本[46]。我们借助负面情绪与有成本惩罚之间的这种联系,探索惩罚的近端解释中可能存在的个体差异。假如 DFR 从不惩罚,问题就来了:面对别人的不合作,DFR 是比 DCC 更少感到愤怒,还是同样愤怒、却依旧不出手?如果 DFR 确实会惩罚,他们的理由与 DCC 是否相似?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测量了参与者体验到的一系列情绪的强度。
结果支持前两个假设,否定了第三个。没有惩罚时,DCC 确实比 DFR 更愿意合作;有惩罚威胁时,DFR 会把贡献提高到接近 DCC 的水平。第三个假设则与结果相反:DCC 与 DFR 使用惩罚的方式高度相似,惩罚的力度、动机,以及对不合作者的情绪反应都相当。换句话说,别人花成本去罚不合作者时,DFR 并没有比 DCC 更多地搭这趟便车。
结果
强正向互惠倾向 研究1
第一阶段结束后,48.9%的参与者被归为 DCC:群体其他成员贡献越多,他们计划的贡献也越多。26.6%的参与者被归为 DFR:无论群体其他成员出多少,他们都一分不出。其余24.5%的参与者未能归类,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分类标准和更多细节见“方法”及补充说明1、2。
信念与贡献行为 研究1
没有惩罚时,DCC 和 DFR 的行为都与各自的合作倾向相符(图1a)。78%的 DFR 完全符合测得的倾向,一分未出;76%的 DCC 作出了正数贡献(MDFR = 1.85,MDCC = 7.39,Mann–Whitney z = 4.23,P < 0.001)。两类人的实际贡献都低于他们估计的他人贡献,但这一差距只在 DFR 中显著(DCC:M贡献 = 7.39,M信念 = 8.24,Wilcoxon 符号秩检验 z = −1.08,P = 0.282;DFR:M贡献 = 1.85,M信念 = 3.30,z = −2.22,P = 0.027)。DFR 对他人贡献的估计也显著低于 DCC(MDFR = 3.30,MDCC = 8.24,Mann–Whitney z = 3.93,P < 0.001)。
惩罚机会的出现(图1b)对 DCC 几乎没有影响:与无惩罚情况相比,他们的信念和贡献都没有显著变化(Mann–Whitney z信念 = −0.83,P信念 = 0.409;z贡献 = −1.34,P贡献 = 0.180)。DFR 的信念与行为则明显受到惩罚的影响(Mann–Whitney z信念 = −2.00,P信念 = 0.046;z贡献 = −2.00,P贡献 = 0.045),升到了与 DCC 相近的水平。这种转变未必说明 DFR 的合作倾向变了;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们预期惩罚机会会抬高整体贡献,也想通过出得和别人差不多来避免挨罚。
总的来说,信念与贡献的结果符合强正向互惠。没有惩罚时,DCC 会回报他们预期中别人的贡献,按自己对他人贡献的估计来决定出多少;DFR 则大多一分不出。

图1 DCC 与 DFR 的贡献行为和亲社会惩罚行为。 a 无惩罚处理中的贡献与信念(NDCC = 41;NDFR = 27)。星号对应 Mann–Whitney 检验/Wilcoxon 符号秩检验;n.s.:P ≥ 0.10;**:P < 0.05;***:P < 0.01。b 有惩罚处理中的贡献与信念(NDCC = 49;NDFR = 22)。星号对应 Mann–Whitney 检验/Wilcoxon 符号秩检验;n.s.:P ≥ 0.10;*:P < 0.10;***:P < 0.01。c 对亲社会惩罚的平均支出。n.s.:P > 0.10;Mann–Whitney 检验。d 实施亲社会惩罚的惩罚者比例。n.s.:P > 0.10;χ²检验。误差线表示 ±1 个均值标准误(SEM)。
惩罚行为 研究1
按我们的假设,只有 DCC 会承担惩罚不合作者的成本。在没有物质激励的场合,比如这里考察的一次性博弈,DFR 应当从不花资源去罚别人。实际结果却是,DFR 在惩罚不合作者上的平均投入反而比 DCC 高,只是差异不显著(MDFR = 1.38,MDCC = 1.14;Mann–Whitney z = 0.32,P = 0.749;本节所有检验均以每位参与者为一个独立观测;图1c)。遇到贡献比自己少的组员时,DFR 与 DCC 中出手惩罚的人所占比例也没有显著差别(57% 对44%;χ²(1) = 0.44,P = 0.506,N = 46;图1d)〔译者注:此处沿用原文括号中的数字排列,原括号没有逐项标明组别。原图1d中,蓝色DCC约为57%,橙色DFR约为44%;阅读时以原图图例确认对应。〕。除了图1所示针对不合作者的惩罚,实验也允许制裁合作者,即反社会惩罚[30,31,47–49]。不过,反社会惩罚总体很少,DCC 与 DFR 之间也没有显著差别(补充说明3)。
我们又用回归分析控制了可能影响惩罚决策的因素(补充说明4),结果印证了上述发现:DCC 与 DFR 在惩罚频率和惩罚力度上都没有显著差别。两者唯一的不同,是方向相反的同伴效应:群里其他人贡献越多,DCC 越可能惩罚不合作者,DFR 反而越不可能。一种可能的解释是,DCC 把别人的高贡献看作较高贡献规范的信号,于是更愿意去执行这一规范[50]。换用更严格的 DCC 分类标准,或改用强正向互惠的连续测量,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情绪 研究1
与以往研究一致[51,52],我们发现惩罚支出与个人体验到的负面情绪强度密切相关(补充说明5)。问卷里的五种负面情绪,即愤怒、轻蔑、妒意(envy)、恼怒和嫉妒(jealousy),都与惩罚支出正相关。下文集中讨论愤怒,因为它是与违反规范相联系的核心道德情绪[53]。
图2显示,DCC 与 DFR 自报的愤怒程度,如何随他人贡献偏离自身贡献的幅度而变化。无论有无惩罚,别人比自己出得越少,DCC 和 DFR 就越愤怒;而对于出得至少和自己一样多的组员,两类人大多不感到愤怒。回归分析显示,在有惩罚处理中,DCC 与 DFR 的愤怒水平没有显著差别(补充说明5)。两类人唯一的差别是:组员出得比自己多时,DFR 明显比 DCC 更愤怒。总的来说,在愤怒如何随他人行为变化这一点上,DCC 与 DFR 高度相似。
研究1小结
研究1要直接检验一个常被援引的假定:强正向互惠(有条件合作)与强负向互惠(惩罚)是连在一起的。照这个假定,强互惠者必然是 DCC,并可能在别人出得比自己少时出手惩罚;DFR 则从不惩罚,只有在面临惩罚威胁时才合作。研究1的主要结果是,一个人惩罚不合作者的倾向,与他的强正向互惠倾向互不相干:DCC 与 DFR 的惩罚行为几乎分辨不出,惩罚出得比自己少的人的程度也相近。这一结果类似于所谓“自利惩罚者”:他们自己不为公共物品出力,却惩罚其他不出力的人[54,55]。不同之处在于,在我们的实验中,面临惩罚威胁时,DFR 确实会为公共物品出一份正数贡献,随后也和 DCC 一样,惩罚那些出得比自己少的人。DFR 在惩罚上与 DCC 相似,面临惩罚威胁时也会增加对公共物品的贡献。

图2 自报的愤怒水平取决于相对于自身贡献的偏离。 参与者在从1(完全没有)到7(非常强烈)的量表上报告愤怒强度。气泡大小对应于该位置的观测数量。线条表示 DCC(深蓝色)和 DFR(橙色)的局部加权回归函数,两类人的曲线非常相似。在两种处理中,随着群体成员相对于自身贡献的负向偏离增大,DCC 和 DFR 都会感到更加愤怒。
惩罚动机
即便研究1中两类人的惩罚行为高度相似,他们的惩罚动机仍可能不同。研究1采用2:1的惩罚比例,亲社会惩罚在损害受罚者的同时,也缩小了惩罚者与受罚者之间的绝对收益差距。研究2要把这两种动机拆开:我们调整惩罚比例,让惩罚不再缩小收益差距,同时让贡献水平与研究1保持相近。
研究2基本照搬研究1有惩罚处理的两阶段设计。第一阶段与研究1相同;第二阶段则包含两种惩罚比例不同的条件[27,56–59](见“方法”)。一种条件下比例为3:1,惩罚者可以借此缩小自己与受罚搭便车者之间的绝对收益差距。另一种条件下比例为1:1,惩罚者无法改变自己与受罚者之间的绝对收益差距,研究1中存在的一种亲社会惩罚动机由此被排除。
研究2采用了一个新设计:每位参与者实际适用哪种惩罚比例,要等他们作完第二阶段的贡献决策之后,才通过个人随机抽签决定。每人有50%的概率抽到3:1,即自己每花1个货币单位(MU)惩罚,受罚组员损失3 MU;另有50%的概率抽到1:1,即每花1 MU,受罚组员损失1 MU。这一程序有两个重要好处:(a)两种条件下的贡献水平和对他人贡献的信念完全相同,惩罚决策之前的一切都一样,惩罚行为因此可以干净地比较;(b)每花1 MU 惩罚,预期造成2 MU 的收益损失,与研究1相同,两项研究可以直接对照。共有272位参与者参加研究2,其中135人被随机分到3:1惩罚比例条件,137人分到1:1条件。
强正向互惠倾向 研究2
第一阶段结束后,55.5%的参与者被归为 DCC,27.9%被归为 DFR,16.5%未能归类,被排除在分析之外。研究2的类型分布与研究1非常接近,χ²(2) = 4.46,P = 0.108,N = 456。
信念与贡献行为 研究2
研究2中的贡献(M = 9.62,SD = 7.12)和对他人贡献的信念(M = 9.72,SD = 6.01)都与研究1相近(Mann–Whitney 检验分别为 z = −1.31,P = 0.191;z = −0.97,P = 0.333)。这说明新的惩罚程序确实营造出了与研究1有惩罚处理相近的贡献激励(补充说明6)。
惩罚行为 研究2
把研究2中3:1与1:1两种条件合并来看,新的惩罚程序对亲社会惩罚的总支出影响很小:DCC 与 DFR 在研究1和研究2中的支出都相近(Mann–Whitney zDCC = 1.11,PDCC = 0.267;zDFR = 0.57,PDFR = 0.572;本节所有检验均以每位参与者为一个独立观测)。更多细节见补充说明7。
下面分别看每种惩罚条件(图3)。惩罚比例为3:1、允许缩小绝对收益差距时,DCC 与 DFR 的亲社会惩罚支出几乎一样(MDCC = 1.19,SDDCC = 1.52;MDFR = 1.19,SDDFR = 1.60;Mann–Whitney z = −0.38,P = 0.707;图3a),出手惩罚者的比例也没有显著差别(DCC 为60%,DFR 为71%;χ²(1) = 0.67,P = 0.412,N = 79;图3b)。
研究2的重点是1:1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惩罚不会改变收益的不平等程度,基于收益的惩罚动机,比如对不平等的厌恶或偏好,也就被排除了。假如 DFR 的惩罚主要出于不平等,那么在1:1条件下,他们应当不罚,或者比 DCC 罚得少。结果和3:1条件一样,DCC 与 DFR 的亲社会惩罚支出非常接近(MDCC = 0.56,SDDCC = 1.34;MDFR = 0.68,SDDFR = 1.35;Mann–Whitney z = −0.65,P = 0.513;图3c),出手惩罚者的比例也分不出高下(DCC 为29%,DFR 为39%;χ²(1) = 0.84,P = 0.359,N = 79;图3d)。在反社会惩罚上,DCC 与 DFR 同样没有显著差别(补充说明8)。一系列回归模型印证了这些结果,找不到两类人在惩罚频率或力度上有差别的证据;换用更严格的 DCC 分类标准、控制相对于信念的偏离,或改用强正向互惠的连续测量,结论都一样(补充说明9)。尽管强正向互惠倾向差别明显,DCC 与 DFR 的强负向互惠看来程度相同,动机组合也相近。
前面说过,3:1的惩罚比例能容纳更多样的亲社会惩罚动机。与以往发现一致[56,57,59],比例为3:1时,DCC 和 DFR 在亲社会惩罚上的支出都高于1:1时(Mann–Whitney 检验分别为 z = 3.19,P = 0.001;z = 2.02,P = 0.043)。总的来看,不论一个人的强正向互惠倾向如何,3:1条件似乎都能调动更多样的惩罚动机,引出更高的惩罚支出。

图3 DCC 与 DFR 在3:1和1:1惩罚比例条件下的亲社会惩罚行为。 a DCC 与 DFR 在3:1惩罚比例条件下的平均亲社会惩罚支出(NDCC = 77;NDFR = 35);Mann–Whitney 检验,n.s.:P > 0.10。b DCC 与 DFR 在3:1惩罚比例条件下实施亲社会惩罚的比例;n.s.:P > 0.10,χ²检验。c DCC 与 DFR 在1:1惩罚比例条件下的平均亲社会惩罚支出(NDCC = 74;NDFR = 41);n.s.:P > 0.10,Mann–Whitney 检验。d DCC 与 DFR 在1:1惩罚比例条件下实施亲社会惩罚的比例;n.s.:P > 0.10,χ²检验。误差线表示 ±1 个均值标准误(SEM)。
情绪 研究2
和研究1一样,在3:1和1:1两种条件下,愤怒都与惩罚正相关(补充说明10)。图4按惩罚比例分别显示 DCC 与 DFR 报告的愤怒水平。无论哪类人、哪种比例,愤怒随组员负向偏离而变化的方式都相似。回归分析也没有发现,在3:1或1:1比例下,两类人的愤怒水平有显著差别(补充说明10)。
研究2小结
研究2表明,不论惩罚比例是多少、由此牵动的是哪些惩罚动机,DCC 与 DFR 使用亲社会惩罚的程度都非常接近;这里的亲社会惩罚,指的是推动合作、让合作成为可能的那种惩罚。研究2还重现了研究1的发现:两类人身上,愤怒与惩罚的关系相似。合起来看,DCC 与 DFR 不仅惩罚行为非常相似,背后的动机和情绪反应也相似。

图4 当他人出现负向偏离时,自报的愤怒会提高,不受惩罚比例或个体合作倾向影响。 在3:1和1:1惩罚比例条件下,DCC 的情绪反应与 DFR 相似。气泡大小对应于该位置的观测数量。线条表示 DCC(深蓝色)和 DFR(橙色)的局部加权回归函数。
讨论
我们的实验把合作倾向的测量与合作、惩罚行为分开,为强正向互惠和强负向互惠的存在都提供了明确证据,却不支持二者在个体层面相关的假设。一个人是否愿意自担成本回报别人的善意,也就是强正向互惠的内在倾向,与他是否愿意自担成本、用惩罚回敬别人的不友善,两者并无关联。事实上,有惩罚机会时,DFR 的贡献只比 DCC 略低;在惩罚力度、惩罚动机以及惩罚与愤怒的关系上,两者都非常相似。可见,自利并没有延伸到强负向互惠上,DFR 不搭别人惩罚的便车。这一结果有个重要含义:“合作的负担”落在比以往设想更广的一群人身上。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惩罚机会时,合作水平往往较高[14,34,60–62]。
按强正向互惠倾向给人分类,也就是看一个人有没有与他人有条件合作的倾向,已被证明是理解无惩罚条件下合作动态的关键。测得的倾向,加上对他人未来贡献的预期,有助于解释合作;而无法惩罚不合作者时,合作通常会逐渐下滑[5,33]。本研究的结果则表明,要解释合作怎样维持下去,DCC 与 DFR 的区分并不关键;合作要维持,靠的是人群中有足够多的强负向互惠者。既然 DCC 与 DFR 的惩罚行为几乎一样,一个群体能否持续合作成功,更多取决于强负向互惠者够不够多,而不是群体里 DCC 与 DFR 各占多少。
我们的数据支持这样一种可能的解释: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合作,不管是出于回报别人的意愿,还是怕不合作挨罚,其他组员搭便车所激起的负面情绪,以及想摆脱这些情绪的念头,就会压过策略上的盘算[13]。换句话说,有些人乐于利用别人,可没有人喜欢被利用。这一解释与 Yamagishi 等人的研究[41]相符:他们发现,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拒绝不公平提议,与在信任博弈和囚徒困境博弈中的亲社会合作并无关联。它也与另外一些实验证据[34,40,42]和调查证据[38,39]相符,这些证据都显示,对应强正向互惠和强负向互惠的行为测量彼此无关。我们的实验把合作倾向与行为分开后发现,平时表现自利的人,也会突然愿意承担约束违规者的成本,尽管这样做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收益。
社会偏好文献中的一些理论框架,也能帮助理解这些结果。比如,Fehr 与 Schmidt 的社会偏好模型[23]把人们对不利不平等和有利不平等的态度分开,分别用参数 α 和 β 来刻画。对于 α > 0 且 β = 0 的行动者,可以预期她会惩罚出得比自己少的组员,尽量缩小对自己不利的不平等;但即便预期别人会出力,她自己也不会为公共物品出力,因为她不在乎对自己有利的不平等。实验中那些愿意花资源惩罚别人的 DFR,表现出的正是这种“伪善的惩罚”。不过,这一推理只在惩罚确实能减少不利不平等时成立,例如研究1,以及研究2中的3:1条件。惩罚比例为1:1时,愿意惩罚就很难用减少不平等的愿望来解释了。我们的结果也对另一些社会偏好理论提出了质疑;这些理论假定,正向和负向互惠两个领域的行为,由同一个互惠参数支配[20–22]。
再举一例。近期研究显示,不合作者分为两类: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和准经济人(quasi-Homo economicus)。两类人追求自身利益、不顾他人福利的程度,换言之,不互惠的程度,只有很小的差别;心理构成却大不相同:前者的自利选择出自理性计算,后者则更冲动[63]。这说明人类行为中不互惠的一面并非单一维度,它同时牵涉选择模式和心理特质。我们的数据指向类似的结论:互惠的一面同样不是单一维度,从正向互惠到负向互惠,中间存在断裂。
方法
参与者与程序 研究1
实验于2012年11月至2014年2月进行。我们通过招募软件 ORSEE[64],在诺丁汉大学招募了184名从未参加过公共物品实验的学生,其中女性101人,平均年龄19.84岁,SD = 2.14。确定样本量时,我们考虑到合作倾向可能存在异质性,力求每种类型都有最低限度的人数。根据以往文献[4,65],预计约25%的参与者属于 DFR,因此每种处理至少招募90人,以保证 DFR 的预期人数不少于20人。处理按场次分配:无惩罚处理进行了3个场次,有惩罚处理进行了6个场次。实验获得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者都签署了知情同意。参与者大多是来自各专业的本科生:人文学科28%,经济与商科26%,自然科学与工程22%,法律、社会与政治科学17%,医学7%。实验用 z-Tree[66]在计算机上进行。每个场次约90分钟,收益在场次结束时私下支付,M = £10.25,SD = £2.00。每个场次依次包括:阅读说明、在计算机上回答理解检查题、进行两场实验博弈、填写问卷。理解检查题用来确认参与者是否弄懂了博弈的收益函数,必须全部答对才能开始实验博弈。第一场博弈结束后不提供任何反馈,以免参与者更新信念,同时排除潜在的收入效应和策略性博弈。实验说明见补充说明11。
公共物品博弈 研究1
实验设计的核心,是四人一组的一次性公共物品博弈。每名组员获得20个代币的初始禀赋,自行决定留给自己多少、投进共同的群体项目多少。每留1个代币,自己得到1个货币单位(MU);投入项目的代币乘以1.6之后,由四名组员平分。社会最优是所有人投入全部禀赋;可从个人货币收益最大化的角度看,不管别人怎么选,最优策略都是一分不投。
实验分两个阶段,各采用一次性公共物品博弈的一种变式。第一阶段用来评估每位参与者的合作倾向。第二阶段,群体随机重组,参与者进行标准的一次性公共物品博弈,不同处理中或允许、或不允许惩罚。
第一阶段 测量个体合作倾向 研究1
个体合作倾向用上述一次性公共物品博弈测量,采用的是策略法的一种变式[4]。每位参与者先决定自己的无条件贡献,再作一系列有条件贡献决策:针对其他组员每一种可能的整数平均贡献,写下自己想出多少。这一组选择称为“贡献计划”。每组随机选出一名成员,由她的贡献计划决定实际的公共物品贡献,这样无条件贡献和有条件贡献两种决策都可能影响收益。我们还测量了参与者对其他组员平均贡献的估计:猜得完全准确得3 MU,差1点得2 MU,差2点得1 MU,偏差更大则得0 MU。
参与者依据贡献计划按合作倾向分类,分类标准沿用以往采用这一方法的研究[65]。DCC 的贡献随他人平均贡献增加而提高:要么自身贡献与他人平均贡献之间的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要么贡献计划单调不减,并且至少有一次增加。DFR 则对他人每一种可能的平均贡献,都恰好贡献零。既不属于 DCC 也不属于 DFR 的参与者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主要假设无法对他们的行为给出明确无歧义的预测。
第二阶段 合作与惩罚行为 研究1
这一阶段,参与者以直接反应模式进行一次性公共物品博弈,分为无惩罚与有惩罚两种处理。两种处理中,每位参与者都先在不知道别人选择的情况下,决定从20个代币中拿出多少投给公共物品。无惩罚处理和第一阶段一样,测量参与者对其他组员平均贡献的估计,并给予相应激励。随后,参与者得知每位组员各自的贡献,以使两种处理的信息结构一致,接着填写下文所述的情绪问卷。有惩罚处理中,估计不设激励,以免参与者因猜不准损失收入,心生失望而去惩罚别人。得知每位组员的贡献后,参与者可以给每位组员分配最多5个惩罚点。每个惩罚点让惩罚者付出1 MU,让受罚组员损失2 MU 收入。为避免出现负收益,每位参与者另得固定支付10 MU。之后,参与者报告自己认为每位组员分别给了自己多少惩罚点,再按下文方式报告情绪。情绪测量在反馈惩罚阶段结果之前完成。
情绪测量 研究1
参与者报告自己对每位组员各自贡献水平的情绪反应。问卷改编自 Bosman 与 van Winden[51],包括13种情绪:愤怒、轻蔑、妒意(envy)、恐惧、内疚、幸福、恼怒、嫉妒(jealousy)、喜悦、悲伤、羞耻、惊讶和温暖感。参与者在1(完全没有)到7(非常强烈)的七点量表上,为每种情绪的强度打分。
参与者与程序 研究2
2016年5月至6月,我们开展了研究2的实验。研究2的程序与研究1相同,共有272位参与者参加研究2,其中女性169人,平均年龄21.14岁,SD = 2.43。和研究1一样,确定样本量时考虑了合作倾向的异质性;但为了提高检验不同合作倾向者惩罚差异的统计功效,这次选用了明显更大的样本:3:1条件135人,1:1条件137人。共进行10个场次,每个场次内,参与者被随机分到3:1或1:1条件。参与者大多是来自各专业的本科生:人文学科12%,经济与商科13%,自然科学与工程29%,法律、社会与政治科学15%,医学31%。收益在场次结束时私下支付,M = £10.85,SD = £1.98。
随机抽取惩罚比例 研究2
研究2的第一阶段与研究1相同,第二阶段基本照搬研究1的有惩罚处理,区别在于研究2的惩罚比例是随机决定的。博弈开始时,参与者被告知,每人的惩罚比例将是3:1或1:1,概率各为50%。3:1(1:1)的惩罚比例,意思是每个惩罚点让惩罚者付出1 MU,让受罚组员损失3 MU(1 MU)收入。抽签对每位参与者单独进行,所以同一组里的人可能适用不同的惩罚比例。借助这一新设计,我们可以在贡献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观察不同惩罚比例对惩罚的影响。
统计分析
主要结果基于适合实验数据特点的标准非参数检验,即 Mann–Whitney 检验和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所有检验均为双侧。补充的回归分析见补充材料。
代码可用性
数据分析使用 STATA/SE 15。代码[67]可从 Dryad 数字知识库获取:https://doi.org/10.5061/dryad.dc42s75。
数据可用性
统计分析所用数据[67]可从 Dryad 数字知识库获取:https://doi.org/10.5061/dryad.dc42s75。
收稿日期:2017年8月15日。接受日期:2018年5月21日。在线发表日期:2018年6月19日。
参考文献
以下保留原始英文书目,编号与主文一致。
- Gintis, H. Strong reciprocity and human sociality. J. Theor. Biol. 206, 169–179 (2000).
- Gintis, H., Bowles, S., Boyd, R. & Fehr, E. Moral Sentiments and Material Interests. The Foundations of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Life (MIT Press, Cambridge, 2005).
- Bowles, S. & Gintis, H. A Cooperative Species: Human Reciprocity and its 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11).
- Fischbacher, U., Gächter, S. & Fehr, E. Are people conditionally cooperative? Evidence from a public goods experiment. Econ. Lett. 71, 397–404 (2001).
- Fischbacher, U. & Gächter, S. Social preferences, beliefs, and the dynamics of free riding in public good experiments. Am. Econ. Rev. 100, 541–556 (2010).
- Fehr, E., Fischbacher, U. & Gächter, S. Strong reciprocity, human coopera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social norms. Human Nat. 13, 1–25 (2002).
- Boyd, R., Gintis, H., Bowles, S. & Richerson, P. J. The evolution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0, 3531–3535 (2003).
- Bowles, S. & Gintis, H. The evolut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 cooperation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 Theor. Popul. Biol. 65, 17–28 (2004).
- West, S. A., Griffin, A. S. & Gardner, A. Social semantics: altruism, cooperation, mutualism, strong reciprocity, and group selection. J. Evol. Biol. 20, 415–432 (2007).
- Gintis, H., Henrich, J., Bowles, S., Boyd, R. & Fehr, E. Strong reciprocity and the roots of human morality. Soc. Justice Res. 21, 241–253 (2008).
- Carpenter, J., Bowles, S., Gintis, H. & Hwang, S.-H. Strong reciprocity and team produc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J. Econ. Behav. Organ. 71, 221–232 (2009).
- Fehr, E. & Schneider, F. Eyes are on us, but nobody cares: are eye cues relevant for strong reciprocity? Proc. R. Soc. B Biol. Sci. 277, 1315–1323 (2010).
- Guala, F. Reciprocity: weak or strong? What punishment experiments do (and do not) demonstrate. Behav. Brain Sci. 35, 1–15 (2012).
- Fehr, E. & Gächter, S. Altruistic punishment in humans. Nature 415, 137–140 (2002).
- Camerer, C. F. & Fehr, E. When does ‘economic man’ dominate social behavior? Science 311, 47–52 (2006).
- Yamagishi, T. The provision of a sanctioning system as a public good. J. Personal. Social Psychol. 51, 110–116 (1986).
- Heckathorn, D.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second-order free rider problem. Ration. Soc. 1, 78–100 (1989).
- Panchanathan, K. & Boyd, R. Indirect reciprocity can stabilize cooperation without the second-order free rider problem. Nature 432, 499–502 (2004).
- Sigmund, K., De Silva, H., Traulsen, A. & Hauert, C. Social learning promotes institutions for governing the commons. Nature 466, 861–863 (2010).
- Falk, A. & Fischbacher, U. in Moral Sentiments and Material Interests (eds Gintis, H., Bowles, S., Boyd, R. & Fehr, 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005).
- Falk, A. & Fischbacher, U. A theory of reciprocity. Games Econ. Behav. 54, 293–315 (2006).
- Dufwenberg, M., Gächter, S. & Hennig-Schmidt, H. The framing of games and the psychology of play. Games Econ. Behav. 73, 459–478 (2011).
- Fehr, E. & Schmidt, K. M.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Q. J. Econ. 114, 817–868 (1999).
- Bolton, G. E. & Ockenfels, A. ERC: a theory of equity, reciprocity, and competition. Am. Econ. Rev. 90, 166–193 (2000).
- Guzman, R. A., Rodriguez-Sickert, C. & Rowthorn, R.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the coevolution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conformist learning, and cooperation. Evol. Human. Behav. 28, 112–117 (2007).
- Henrich, J. & Boyd, R. Why people punish defectors: weak conformist transmission can stabilize costly enforcement of norms in cooperative dilemmas. J. Theor. Biol. 208, 79–89 (2001).
- Falk, A., Fehr, E. & Fischbacher, U. Driving forces behind informal sanctions. Econometrica 73, 2017–2030 (2005).
- Sefton, M., Shupp, R. & Walker, J. M. The effect of rewards and sanctions in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Econ. Inq. 45, 671–690 (2007).
- Nikiforakis, N. Punishment and counter-punishment in public good games: can we really govern ourselves? J. Public Econ. 92, 91–112 (2008).
- Herrmann, B., Thöni, C. & Gächter, S. Antisocial punishment across societies. Science 319, 1362–1367 (2008).
- Irwin, K. & Horne, C. A normative explanation of antisocial punishment. Soc. Sci. Res. 42, 562–570 (2013).
- Kocher, M. G., Martinsson, P. & Visser, M. Does stake size matter for cooperation and punishment? Econ. Lett. 99, 508–511 (2008).
- Gächter, S., Kölle, F. & Quercia, S. Reciprocity and the tragedies of maintaining and providing the commons. Nat. Human. Behav. 1, 650–656 (2017).
- Albrecht, F., Kube, S. & Traxler, C. Cooperation and punishment: the individual-level perspective.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6284 (2017).
- Rustagi, D., Engel, S. & Kosfeld, M. Condi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stly monitoring explain success in forest commons management. Science 330, 961–965 (2010).
- Boyd, R., Gintis, H. & Bowles, S. Coordinated punishment of defectors sustains cooperation and can proliferate when rare. Science 328, 617–620 (2010).
- Frank, R. H. If Homo economicus could choose his own utility function, would he want one with a conscience? Am. Econ. Rev. 77, 593–604 (1987).
- Dohmen, T., Falk, A., Huffman, D. & Sunde, U. Homo reciprocans: survey evidence on behavioral outcomes. Econ. J. 119, 592–612 (2009).
- Egloff, B., Richter, D. & Schmukle, S. C. Need for conclusive evidence that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ciprocity are unrelated.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0, E786–E786 (2013).
- Peysakhovich, A., Nowak, M. A. & Rand, D. G. Humans display a ‘cooperative phenotype’ that is domain general and temporally stable. Nat. Commun. 5, 4939 (2014).
- Yamagishi, T. et al. Rejection of unfair offers in the ultimatum game is no evidence of strong reciprocity.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9, 20364–20368 (2012).
- Eriksson, K., Cownden, D., Ehn, M. & Strimling, P. ‘Altruistic’ and ‘antisocial’ punishers are one and the same. Rev. Behav. Econ. 1, 209–221 (2014).
- Sanfey, A. G., Rilling, J. K., Aronson, J. A., Nystrom, L. E. & Cohen, J. D. The neural basi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Science 300, 1755–1758 (2003).
- Hopfensitz, A. & Reuben, E. The importance of emotions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punishment. Econ. J. 119, 1534–1559 (2009).
- Cubitt, R., Drouvelis, M. & Gächter, S. Framing and free riding: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punishment in social dilemma games. Exp. Econ. 14, 254–272 (2011).
- de Quervain, D. J. F. et al. 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Science 305, 1254–1258 (2004).
- Cinyabuguma, M., Page, T. & Putterman, L. Can second-order punishment deter perverse punishment? Exp. Econ. 9, 265–279 (2006).
- Gächter, S. & Herrmann, B. The limits of self-governance when cooperators get punished: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urban and rural Russia. Eur. Econ. Rev. 55, 193–210 (2011).
- Rand, D. G. & Nowak, M. A. The evolution of antisocial punishment in optional public goods games. Nat. Commun. 2, 434 (2011).
- Reuben, E. & Riedl, A. Enforcement of contribution norms in public good games with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 Games Econ. Behav. 77, 122–137 (2013).
- Bosman, R. & van Winden, F. Emotional hazard in a power-to-take experiment. Econ. J. 112, 147–169 (2002).
- Ben-Shakhar, G., Bornstein, G., Hopfensitz, A. & van Winden, F. Reciprocity and emotions in bargaining using physiological and self-report measures. J. Econ. Psychol. 28, 314–323 (2007).
- Nelissen, R. M. A. & Zeelenberg, M. Moral emotions as determinants of third-party punishment: anger, guilt, and the functions of altruistic sanctions. Judgm. Decis. Mak. 4, 543–553 (2009).
- Nakamaru, M. & Iwasa, Y. The coevolution of altruism and punishment: role of the selfish punisher. J. Theor. Biol. 240, 475–488 (2006).
- Eldakar, O. T., Farrell, D. L. & Wilson, D. S. Selfish punishment: altruism can be maintained by competition among cheaters. J. Theor. Biol. 249, 198–205 (2007).
- Egas, M. & Riedl, A. The economic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and the maintenance of cooperation. Proc. R. Soc. B Biol. Sci. 275, 871–878 (2008).
- Nikiforakis, N. & Normann, H. A comparative statics analysis of punishment in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 Exp. Econ. 11, 358–369 (2008).
- Bone, J. E. & Raihani, N. J. Human punishment is motivated by both a desire for revenge and a desire for equality. Evol. Human Behav. 36, 323–330 (2015).
- Carpenter, J. The demand for punishment. J. Econ. Behav. Organ. 62, 522–542 (2007).
- Gächter, S. & Herrmann, B. Reciprocity, culture, and human cooperation: previous insights and a new cross-cultural experiment. Philos. Trans. R. Soc. B Biol. Sci. 364, 791–806 (2009).
- Balliet, D., Mulder, L. B. & Van Lange, P. A. M. Reward, punishment, and cooperation: a meta-analysis. Psychol. Bull. 137, 594–615 (2011).
- Chaudhuri, A. Sustaining cooperation in laboratory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 a selective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Exp. Econ. 14, 47–83 (2011).
- Yamagishi, T., Li, Y., Takagishi, H., Matsumoto, Y. & Kiyonari, T. 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us. Psychol. Sci. 25, 1699–1711 (2014).
- Greiner, B. Subject pool recruitment procedures: organizing experiments with ORSEE. J. Econ. Sci. Assoc. 1, 114–125 (2015).
- Fischbacher, U., Gächter, S. & Quercia, S. The behavioral validity of the strategy method in public good experiments. J. Econ. Psychol. 33, 897–913 (2012).
- Fischbacher, U. Z-Tree: Zurich toolbox for ready-made economic experiments. Exp. Econ. 10, 171–178 (2007).
- Weber, T. O., Weisel, O. & Gächter, S. Data from: dispositional free riders do not free ride on punishment. Dryad Digital Repository. https://doi.org/10.5061/dryad.dc42s75 (2018).
致谢
感谢 Ben Beranek、Robin Cubitt、Antonio Espin、Roberto Hernan-Gonzalez、Michael Kosfeld、Lucas Molleman、Nikos Nikiforakis、Arno Riedl、Jonathan Schulz,以及各场研讨会的听众提出的意见。本研究得到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资助,项目编号 ES/K002201/1;以及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项目编号 ERC-AdG 295707 COOPERATION。
作者贡献
T.O.W.、O.W. 和 S.G. 共同设计研究;T.O.W. 实施实验并分析数据;三人共同撰写论文。
附加信息
本文的补充材料见: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8-04775-8。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重印与许可信息见:http://npg.nature.com/reprintsandpermissions/。
出版者声明: Springer Nature 对已发表地图中的管辖权主张及作者机构归属保持中立。
开放获取许可
本文采用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许可。只要向原作者及来源适当署名、附上 Creative Commons 许可链接,并注明是否作过修改,即可在任何媒介、以任何格式使用、分享、改编、分发和复制本文。文中的图像或其他第三方材料同样适用本文的 Creative Commons 许可,署名说明另有规定的除外。某项材料若不在本文的许可范围之内,而您的预期用途又不为法律所允许,或超出了允许的范围,须直接向版权持有人取得许可。查看本许可文本,请访问: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 The Author(s) 2018
补充材料导航与必要说明
阅读范围
这部分是16暗影整理的补充材料导航与要点说明,40页补充材料并未全文翻译。上文完整翻译的是论文9页主文,包括全部方法、四幅图的图注、67条参考文献和各项声明。补充材料可在官方40页PDF查阅,下文所引页码为该PDF的印刷页码。
完整目录
| 原文部分 | 中文主题 | 起始页 |
|---|---|---|
| Supplementary Note 1 | 合作倾向的测量 | 2 |
| Supplementary Note 2 | 合作倾向与行为的一致性 研究1 | 2 |
| Supplementary Note 3 | DCC与DFR的反社会惩罚 研究1 | 4 |
| Supplementary Note 4 | 惩罚的回归分析 研究1 | 5 |
| Supplementary Note 5 | 情绪分析 研究1 | 10 |
| Supplementary Note 6 | 合作倾向与行为的一致性 研究2 | 14 |
| Supplementary Note 7 | DCC与DFR惩罚行为的相似性 | 15 |
| Supplementary Note 8 | DCC与DFR的反社会惩罚 研究2 | 16 |
| Supplementary Note 9 | 惩罚的回归分析 研究2 | 17 |
| Supplementary Note 10 | 情绪分析 研究2 | 21 |
| Supplementary Note 11 | 实验说明 | 24 |
| Supplementary References | 补充参考文献 | 39 |
目录涵盖全部11项补充说明和补充参考文献;补充图、回归表、实验说明及其注释,都在官方原件里。
理解主文需要保留的四个细节
分类标准比是否出钱更具体
主文方法里的DCC标准是:本人贡献与他人平均贡献的Spearman秩相关为正,且达到1%显著水平;或者条件贡献表单调不减,并至少有一次增加。DFR则要求在他人平均贡献的每个可能取值下都恰好选零。两类标准都不符合的人,不进入主要的类别比较。
补充说明1解释,这样分类是为了避免把“认为别人不会合作的有条件合作者”误当成只想留住个人资源的人。作者也承认,这种方法受到过“策略差异可能源于理解混淆”的质疑,并引用其他测量方法和控制误解的研究作答;本文的理解检查本身,还平息不了所有心理测量上的争议。补充说明1 第2页。
亲社会和反社会惩罚是行为方向标签
这里的“亲社会惩罚”,罚的是贡献比惩罚者少的人;“反社会惩罚”,罚的是贡献至少和惩罚者一样多的人。这两个词描述的是在这个公共物品任务里罚的是谁、对合作起什么作用,说的不是惩罚者整个人的人格与动机。
研究1中的反社会惩罚总体非常少,补充说明3和8仍保留了两类人在这一方向上的比较。主文虽然聚焦促进合作的制裁,研究其实也允许惩罚合作者。补充说明3 第4页、说明8 第16页。
类别比较不等于所有连续关联都为零
补充说明4和9进一步检验了三种做法:更严格的DCC分类、用预期贡献代替实际贡献来计算偏差,以及DCC内部的连续正互惠分数(PRS)。在这些分析里,两类人的主要比较总体上仍没有出现预期的水平差异。
不过,补充表9对DCC内部的分析显示,在3比1条件下,PRS与惩罚可能性的系数为−2.415(表中两星,p<.05),与惩罚强度的系数为−4.826(单星,p<.10);1比1条件下未见显著关联。其中强度一项只达到作者设定的弱显著阈值。所以,“正、负互惠不是同一个简单类别”可以作为问题意识,要说“在所有测量下都完全无关”,就超出这份证据了。补充说明9 第20至21页。
跨研究惩罚比较的一处统计数值差异
主文研究2“惩罚行为”一节的跨研究比较,报告DCC为z=1.11、p=.267,DFR为z=.57、p=.572;补充说明7第15页的同类比较,报告的则是DCC z=1.41、p=.159,DFR z=.43、p=.669。两处都不显著,数值却对不上。
译文保留主文自己的数值,补充材料中的另一版本列在这里;作者没有给出更正说明,本稿也就不去统一,不推测差异的原因。截至2026-10-02,官方记录与题名检索中未见正式勘误或撤稿信息。主文、补充说明7 第15页。
原图英文标签对照
原图1至4保留了出版图的坐标、颜色、数据点、误差线、显著性标记和英文图例,以免重绘时改动数据。完整的中文图注在正文相应位置,图内标签可对照下表阅读。
| 英文标签 | 中文 |
|---|---|
| Contributions and beliefs | 贡献与对他人贡献的预期 |
| Punishment | 惩罚 |
| Money units MU | 货币单位 |
| Percent | 百分比 |
| Without punishment | 无惩罚 |
| With punishment | 有惩罚 |
| Expenditure | 惩罚支出 |
| Proportion of punishers | 实施惩罚者的比例 |
| Decision | 实际选择 |
| Belief | 对他人贡献的预期 |
| Dispositional conditional cooperators DCC | 倾向性有条件合作者 |
| Dispositional free riders DFR | 倾向性搭便车者 |
| Disp. conditional cooperators | 倾向性有条件合作者 |
| Disp. free riders | 倾向性搭便车者 |
| Anger | 愤怒 |
| Deviation from the own contribution | 他人贡献相对本人贡献的差值 |
| Lo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 局部加权回归 |
| 3:1 Punishment ratio | 惩罚效果比例3比1 |
| 1:1 Punishment ratio | 惩罚效果比例1比1 |
| n.s. | 未达到图注规定的显著性阈值 |
| SEM | 均值标准误 |
图1图注中的显著性标记,要和图内横线配对来读;图2和图4中气泡的大小代表观测数,拟合线显示的是关系的走势,线上的位置既非另一个实验条件,也非额外的精确数值。
术语解释
- 正向互惠
- 别人合作时,自己也以合作作回应。 这里关注是否愿意为这种回应承担个人成本。正向描述回应方向,不是道德评分。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负向互惠
- 别人不合作或对自己不利时,以制裁作回应。 本文在一次性公共物品任务中用有成本的惩罚测量它。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强互惠
- 即使没有可预期的后续物质补偿,也愿意承担合作或制裁成本。 个人可能从行为获得心理满足;这里的成本与补偿主要指实验中的物质后果。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倾向性有条件合作者
- 条件贡献表显示,他人出得更多时,自己也倾向出得更多。 这是研究的任务分类:条件表单调不减且至少一次增加,或正Spearman秩相关达到1%显著水平。不能由此判定一个人的全部人格。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倾向性搭便车者
- 在条件贡献表中,无论他人出多少都选择零投入的人。 这是本文的策略类别。进入惩罚制度后,这些参与者的实际贡献仍可能改变。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公共物品博弈
- 参与者决定把资源留给自己,还是投入所有组员共享的项目。 本文四人一组,每人20枚代币,公共投入乘以1.6后平分。贡献一枚使本人收益增加0.4,少于留下它的1个单位。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策略法
- 先对他人可能作出的各种选择,分别写下自己会怎样回应。 研究第一阶段让参与者为其他三人平均贡献0至20的每个值填写自己的贡献,用来区分合作倾向与对他人行为的预期。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在本文中,惩罚贡献比自己少的组员。 这一名称描述任务中的对象和可能的合作功能,不代表已经确认惩罚者具有善意或公平动机。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在本文中,惩罚至少贡献得和自己一样多的组员。 它可能削弱合作;本文允许这种选择,并在补充材料中报告比较。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惩罚比例
- 付出一个单位的惩罚成本,会让对象损失多少。 3:1表示自己花1,对方损失3;1:1表示双方各损失1。1:1不能通过这次惩罚直接缩小双方的绝对收益差距。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货币单位
- 实验里用于计算并兑换实际收益的单位。 它不是一种独立货币;具体兑换规则由实验说明规定。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信念
- 本文常指参与者认为其他组员会贡献多少。 图中的Belief是对他人贡献的预期,Decision是自己的实际贡献。它不指人生信仰。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不平等厌恶
- 对自己与别人收益不等感到不满意的偏好。 模型可以分别处理自己落后于别人和自己领先于别人。惩罚是否缩小差距,会影响这一解释适不适用。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Mann Whitney检验
- 用观测值的排序来比较两组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检验。 本文用它比较两类参与者的贡献和惩罚。未显著不等于两组完全相同。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Wilcoxon符号秩检验
- 比较成对观测差异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检验。 本文例如比较同一组人的实际贡献与其对他人贡献的预期。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Spearman秩相关
- 根据排序衡量两个量是否一起上升或下降。 本文使用它判断条件贡献表中的正向关系,不要求关系是严格直线。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均值标准误
- 描述样本均值估计有多不确定的量。 本文部分误差线表示均值上下各一个SEM,不是个体分数的范围,也不是95%区间。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局部加权回归
- 主要用附近的观测来描绘一条平滑走势。 图2与4中用它显示贡献偏离与愤怒的关系;曲线用于呈现数据模式,不是新增实验操纵。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Probit模型
- 本文用于分析一个选择是否发生的统计模型。 补充回归中用来分析是否实施惩罚;其系数不能直接当成概率变化。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截断回归
- 在只观察或分析一段取值范围时使用的回归方法。 本文补充分析只在实施惩罚的人中估计惩罚强度,并考虑零值之外的截断。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p值
- 在指定统计模型及零假设下,得到当前或更极端结果的概率。 它不是假设为真的概率。本文常用未显著表示没有足够证据确认相应差异。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
- 关系错账
- 双方对帮助、交换、公平和欠债的理解没有对齐。 这是16暗影已有机制条目。它用于提出关系问题,不是本论文测量的一个变量。 说明归属:16暗影编辑说明。 用于阅读本篇研究,不是新增人物分类或计分规则